盘点:抗战救国中的那些僧人那些事儿
发布时间:2024-07-26 02:49:33作者:法华经全文网
僧伽为国民一份子,护国救世为佛教之本职,自不能置身事外。民国二十年(1931)“九一八”,沈阳事变发生,太虚大师首以佛教立场,发表“为沈阳事件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呼吁台湾、朝鲜、日本佛教徒秉承佛训,起来革日本军阀政客之命。
民国二十一年,日本又以陆海空侵犯吴淞口,发生“一二八”上海战争。太虚大师痛心于中、日民族之自相残杀,乃作“因辽沪事件为中、日策安危”。列举战则必致两败,和则得相助之益。
二十六年,芦沟桥事变发生,太虚大师痛心两国民族之自相残杀,国难教难,日深一日,大师悲感无极,随即发表“告全日本佛教徒众”书,又电“全国佛教”:
“兹值我国或东亚或全球大难临头,我等均应本佛慈悲:一、恳切修持佛法,以祈祷侵略国止息凶暴,克保人类。
二、于政府统一指挥之下,准备奋勇护国。三、练习后防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灌输民众防空防毒等战时常识诸法,各各随宜尽力为要。”
冯玉祥为太虚大师题词(图片来源:资料图)
自此全国进入全面战争状态,太虚大师随政府进入后方,从事长期抗战护国卫教运动,直至三十四年(1945),日本无条件投降,国土重光。
僧伽救护队之成立
民国廿一年,太虚大师在潮州讲“佛法与救国”。佛法以“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及地藏菩萨云:“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说明佛法为积极救世的精神。
民国二十二年五月,时日本军阀又侵犯榆关、热河,国难日深一日,太虚大师乃于上海永生无线电台,播讲“佛教与护国”。同年大师诸多信众弟子普仁(余乃仁)、普勇、普德,商请大师,拟创组“青年佛教护国团”,于是大师乃呼吁“劝全国佛教青年组护国团”,定名为“佛教青年护国团”,根据佛教护国原理,团结全国佛教青年,实行护国的工作。其主要则为从军抗战,部份则捐助,及组救护队、慰劳队、运输队等,这是日后佛教救护队的先声。
二十五年,中央训练总监部,令各地僧侣,编入壮丁队受军训。这时,僧伽应否服国民兵役问题,颇为各方所争论。僧伽既属国民一份子,自有服国民兵役义务,唯僧伽既然已经出家,奉行佛陀慈悲教义,要其赴前线杀敌,显又违背佛教教义,况救国之道,不限于一端。太虚大师又上电二中全会,并函请训练总监部杜(如心)教育处长,转呈唐(生智)总监,请一律改僧尼为救护队训练,以符佛教宗旨。嗣得杜氏覆函,得以四项变通办法办理,兹录杜处长原函于下:
“太虚法师道鉴:昨奉大函,敬悉一是。关于僧道受训一事,本部业经顾虑事实,缜密研讨,规定变通办法四点如下:
(一)僧道受训得单独组织。
(二)训练服装,得用原有之短僧服。
(三)前两项如认为无须而愿照一般在俗参加者,亦听。
(四)僧道受训后之编组,不列入战斗部队。
以上四点,与尊兄虽稍有出入,而迁就事实之用心,已无二致。法师领袖全国佛教,尚希善为倡导,树之楷模,务使全国僧众,对兹非常时期管教养卫之训练与义务,不甘后人,是所幸甚。端此奉复。顺颂道安。杜心如谨启。七、二十二。”
自此,全国各省县市佛教僧侣,纷纷组设僧侣救护训练班,苏、浙、皖、上海、南京,首先实行。
佛教僧侣训练,则以江浙为最多,训练课目,则有担架训练、救护训练,包扎训练、医学常识训练、军事基本动作,及班教练、连教练,最后亦有操枪训练等课目。服装仍着僧装,唯属短装。学课方面,则有三民主义、公民及政治思想等。每班训练时间,约一个半月;所需伙食费用,均由受训学员自己负担,每人五元,不够的数目,则由大寺院津贴。训练教官,均由县政府委派,不领薪金,仅供其伙食而已。
训练时间虽属很短,但七七事变后,上海战事爆发后,上海市、江苏以及武汉各地救护训练,确也发生很大的作用。举其要者:则有“上海僧伽救护队”、“重庆僧伽救护队”、“湖南佛教战地掩埋队”、“镇江佛学院僧众宣传队”、“重庆佛教徒访问团”、“湖南佛教抗敌后援会”,以及“成都佛教会僧侣救护队”等组织。就中以“上海僧侣救护队”、及“陪都僧侣救护队”,都尝参加实际救护工作,而服务时间也较长,成绩也最佳,尝获最高当局传令嘉奖,其它救护队以身边数据不足,无法详述。就中最显著者,简述于次:
上海僧侣救护队
“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全国进入战争状态,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下,中国佛教僧众,同属国民一份子,自不能置身事外,何况佛教以救人救世为怀,于是上海佛教慈善团体,首先组织“僧侣救护队”全体人员一共一百二十人,由宏月法师领队,内分三大队、分队长、队附、队员,全由僧侣担任。分队以上有总务、队务、救护三组,各组长、干事和分队长,均由上海慈联会函聘。
队员中多属佛教知识分子,对国难当头,人人抱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壮烈意志,所以在日军飞机烽火弹雨中,他们所表现的那种大力、大勇、无畏抢救伤员的精神,至足感人。当时上海中外舆论,以“战神之敌”四字赞扬他们。沪战三个月中,他们造成了惊人的成绩。
根据慈联会二十七年报告书,救护吴淞、大场、浏行一带战地负伤将士,及租界难民,有八千二百七十二人,当上海撤退时,因为伤员太多,无法收容,尚有枫林桥地方三百多伤员,并在牛庄路创办一所“佛教医院”,安置这三百多位壮士。第二天,整个南市一带地区,全被日寇占领。于是,救护工作,从战场移转到病房,全体队员,都充当看护,将医好的将士,又一个一个设法送往后方归队,使他们继续杀敌。这时,僧侣们又做了一件事,在佛教医院中,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超渡阵亡将士法会”,以慰为国牺牲者的英灵。
“僧伽救护队”副队长宏明法师,原籍安徽,那时不到四十。在俗时,原属军人,曾任团长,俗名杨超,出家后一年,任南京香林寺住持。“七七”事变,上海慈联会有防护队的组织计划,屈映光先生认识宏明法师,乃由慈联会聘为防护队副队长,后经宏明建议,乃改“防护”为“救护”二字,正式组织“僧伽救护队”。在淞沪战场实施救护工作三个月,由于我军转移新阵地,僧伽救护队,也就随军后撤,沿长江步行到汉口,预备集中汉口,并拟分派一队到徐州前线工作。
那知,僧伽救护队宏明法师,到汉口后,本想再接再厉,集合汉口僧伽训练,再办一所“佛教医院”,就因此遭人诬陷,竟被关了三个月,虽说是非已经澄清,原属“莫须有”的罪嫌,但宏明遭此打击,也就心灰意冷,不愿继续领导僧侣救护队,于是迫不得已,而宣告解散。于是一部份队员,分赴西安投入心道法师主持的“战地流动服务队”,一部份转赴四川汉藏教理院读书,还有一部份伤心过度的队员回到他的小庙去。另一部份经不起打击,怀着满腔悲愤的队员,咬着牙脱去袈裟,跑到陕北抗日大学去了。宏明法师便到河南少林寺,面壁闭关,未几,又闻宏明发疯而死的消息。宏明的一条命,可算为抗战而牺牲,而上海僧伽救护队,从此结束了。
上海僧侣救护队开赴前线服务(图片来源:资料图)
陪都僧伽救护队
上海撤退后,抗战进入第二期。“陪都僧伽救护队”是继“上海僧伽救护队”之后所成立的佛教徒救护工作队。
领导这一个队伍的,原属“上海僧伽救护队”的总干事悲观法师,其原籍湖北。“上海僧伽救护队”在汉口解散之后,他经湖南,乃于二十九年,奔到重庆,下榻狮子山寺,该寺住有一百多僧众。于是他计划将该寺住众,组成僧伽救护队,遇有空袭时,便可出去救护。商得该寺住持觉道和尚及全体僧众同意后,便很快得到政府许可,组成“陪都僧伽救护队”。总队长由觉道和尚担任,队长悲观法师担任并负实际救护责任,由政府发给新担架三十副,药品器材全套,及筹备费六百元。在寺僧中选拔了七十名少壮力强的僧侣,编为四个分队。寺中职事,任分队长,总队长为对内对外的中心,不设其它部门。全体职员,全由僧侣担任,乃于二十九年三月十八日正式成立。
在成立典礼大会的那一天,到有党、政、军、警、宪、机关、民众团体、各学校、三民主义青年团、各佛教团体代表,暨报社记者,不下三百余人,可谓盛况空前。三民主义青年团两岸分团,特制送“同赴国难”锦旗,各报特以“脱了袈裟换战袍”标题发表新闻,唤起社会群众注意。
该队成立后,即开始医护、军事、政治常识、担架、包扎等训练,并经“空袭救济联合办事处”,指定担任两岸一带地区救护工作。如果重庆、江北,这两处遇有敌机轰炸,必要时,临时听候联办处的命令再出动。因有这种限制,虽看见敌机轰炸重庆,亦不敢违抗命令前往救护江北受灾难民,使得该队英雄无用武之地,直到六月十二日,敌机又大批前来狂炸江北一带,眼看无数瓦屋,顿成火山,听到那边灾胞呼救的音声,既不待警报解除,也不待命令,悲观法师率领救护队奋勇渡江,而敌机一批又一批在头顶飞来去轰炸,他们在敌机飞过,马上寻到那些受害的同胞,先将其包扎,然后喂以药水,马上抬到临时救伤站,填了伤单,等到警报解除,才见到其它救护同志来。这次,该队总共救了一百二十三人,轻伤二十人,其余都是重伤。由于这次成绩良好,获得各方好评。第二天,敌机又来重庆狂炸,该队仍不待警报解除奔往施救,一连几天,都是走在人前,踏着火路,展开救护工作,不管道路远近,都要完成任务。于是各大小报,都竞载“僧侣救护队”消息,新民报并冠以“僧侣英雄”四字,加以赞扬!
蒋委员长于中央纪念周席上讲话,也对僧侣救护队,表示嘉许。他说:“在此次空袭期间,除空军人员能忠勇奋发确实达成他们的任务之外,其它党、政、军、警、青年团,和社会各方服务队,以及僧伽救护队,大都皆能发挥忠勇牺牲精神,尽到本身职务和义务,这是本席非常安慰的一点……”
由于七月九日空袭,该队抢救难胞工作成绩卓著,蒋委员长特颁给银质奖章三十六枚,奖励该队出力人员。该队先后出动抢救伤员不下二十余次,救出轻伤男女共达三千余人。空袭联合办事处总干事黄伯度先生,也代表许代表委员世英先生慰问该队,并赠送草鞋、毛巾、万金油等物品,以示慰劳之意。并允许以后遇敌机来犯,该队可自由前往救护,不限制区域。
社会部,以及社会各方对僧侣救护队,历次参加服务,表现得非常良好,深深加以好评,都主张扩大僧侣救护队组织,使全市僧众,都有为国家社会服务机会。于是社会部指定觉道、登一、昌仙、续乘、本先、本立、悲观七人为筹备员,并指定悲观为筹备主任,成立“重庆市僧侣服务队”。
各地僧伽救护工作之实施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华北首当其冲,抗日战争日渐扩大,愈演愈烈,伤者亡者,充塞路途,灾区遍达数千里,难民数百万众,华北各佛教寺院,先后成立医院,救护团,暨难民收容所,从事救济工作,兹就当时调查所得,分志于后:
一、广化寺,该寺全体僧众及各界善信,发起组织伤兵医院一所,于民国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开办,除医士聘请外界充任外,其余一切看护勤务膳宿等项,俱由比丘充任办理。共收容伤兵五百余人,组织完善。后经治愈出院者甚众,曾有开办经费收据清单,函请海刊登载公布(海刊即“海潮音”月刊)。
二、柏林寺,该寺成立一兵民治伤医院,内有僧伽数人,颇善岐黄,亦加入诊治。该寺地址宽敞空气流通,部署除照普通医院组织外,并特别添设慰问祈祷队,派有若干比丘,时时向各受伤兵民,加以安慰;或讲说我佛牺牲救世精神,使听者愉快,安心调养,朝晚定课,祈祷国难和平,及全体受伤兵民回向。先后入该寺治疗者,达数百余人。
三、拈花寺,住持金朗和尚,就该寺设妇孺收容所,专救护热河,滦东一带逃难来之妇孺,内部组织,规模宏大,先后收容妇孺数以千计。
四、广济寺,住持现明和尚,平日对于慈善公益各事,非常热心,特就该寺启建法华道场四十九日,延请戒行精严者数十人,逐日讽诵大乘经典,礼忏拜愿,为战区死者超渡生者祈祷,并组织一救护队,由该寺青年,挑选成立,出发赴前线,参加各地救济团体,从事救护工作。
五、此外华北居士林,由林长胡子笏居士提倡,推举男女居士多人,至各医院为招待或看护员,补助临时各种工作,兼调查各医院实施需要及所缺物品,逐日报告,以便设法补充,裨得普遍迅速之救护。
六、以上所举都见“海刊”十四、七“通讯”。这是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三年华北间的事。及至“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后,京沪各佛教寺庙团体,对救护伤兵与难民,亦不让于任何地区。或以寺庙掩护官兵,或以个人参加救亡工作,为国家效劳,亦复不少。最显著者:则有
(一)镇江焦山寺,掩护该山炮台官兵未及撤退者数十名,一律改僧装,混住寺僧中,住寺半年有奇,终于脱离险境。
(二)南京栖霞山寺掩护官兵数以万计,挟在难民中,予以救济,廖耀湘将军,即其中之一。
(三)当阳玉泉山,在宜昌沦陷后,该山全寺僧侣激于义勇,自动动员给济游击队,打击敌人,后被日寇发觉,派大批武力围攻,将该寺老少僧侣三十七人捕捉,用机枪射死,并将庙宇焚烧。
(四)江西省一群比丘,在保卫大武汉之时,因抱义愤,脱去袈裟,奔上火线,为抗战将士服务。
(五)长沙初次会战时,有僧名理妙者,因参加地下工作,深入敌后,刺探日寇情报,遭日寇逮捕,剜去两眼,割去两耳和舌根,后剖开肚皮,活活戮死。
(六)杭州香国寺某僧,因供给游击队情报,被日寇捕去,用警犬咬死。
(七)沪战爆发,上海比丘尼众,联合为前线将士缝制征衣。
(八)上海沦陷后,西门市关帝庙开办施粥厂,并施寒衣,由范成和尚负责,直至胜利后始止,全活难民无数。
(九)广东南华寺全体僧众,抗战发生后,每以绝食一日捐献给国家,从未间断。
(十)京沪撤退,江南大批难民,均逃至苏北泰州,即由地方仕绅联络上海慈善团体,于各寺庙成立难民收容所,共收难民三、四万众,由二十六年直至二十八年始陆续返回江南。
(十一)佛教团体或个人对国家献金,或帮助劝募公债。江苏各大丛林寺院若金焦二山、天宁,宝华,在抗战时期,都承担巨额公债。以及甘肃省酒、安、敦、玉、金、鼎、高七县佛教会发动“佛教号”飞机运动,凡此种种,佛教僧众于抗战救国,无论为精神上,或物质上,都表现出“救国不让人”的精神!
五台山僧侣进行军事训练(图片来源:资料图)
恒海和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在此须要补述者,那就是江苏宜兴龙池山恒海和尚领导游击队,在苏锡常宜地区,不断打击日寇,终于被日寇派大军扫荡洞庭山,马鞍山,逼得恒海和尚粮绝援绝,壮烈成仁!兹为怀念这位壮烈抗日僧侣英雄起见,特将其传记录后,以供日后治史者参考:
释恒海,名清华,一字空生,河北涞水人,俗姓阎,年十二,家人罹义和团难,泣奔数百里,往依其姑母,继思有以捍卫国家,乃考入保定军官学校。清鼎革后,应孙中山先生之召,在淮北成立革命军,提升为旅长。民四年,袁世凯窃国,弃官走宜兴,露宿野餐,为寂照寺僧止之于寺。由所得识磬山方丈宗鉴,旋依之剃度,住磬山外寮。时月霞老法师开讲法华,往听有得,缄默不言有三年,嗣掩关三儒岭某小庵。民十年,应龙池山澄光寺悟深方丈之请,出任监院。彼至寺,谓诸僧曰:“方外人不耕不织,为世所讥,本山旷地千亩,当可发挥我等劳力,为之造林。”乃率众僧分区种植,不数年而茂林修竹掩映山间,游宜兴者,莫不知有龙池恒海也。民十三年,悟深退职,继任澄光寺方丈。旋江浙战起,闾里骚然,时白宝山将军驻宜兴,念其为故交,多方爱护,地方赖安,僧俗感戴,居民每有纠葛,请其判曲直,莫不悦服。间有黠者衔恨,每思一报为快,设计陷害,终不得逞。天宁寺与澄光寺法系深远,因被推为天宁寺西堂首座,旋由善信护持,赎回寺产,重加修整。民二十五年,首都警备司令部某职员卷款潜逃,首长误信术者谰言,派员微服至天宁寺搜索,寺僧婉拒撄怨,遂捕监院钦锋及西堂职司学渊以去。因入都谒司令,为门者所拒,无结果,折返镇江,谒江苏省政府委员王柏龄居士,痛陈经过及寃狱。经王柏龄亲自调查属实,乃电首都警备司令部将所捕二僧释放,其不畏淫威之节操如此。王柏龄居士因此对之极为钦佩,以江苏丛林规律久弛,坚请其主持扬州重宁寺。重宁寺破瓦颓垣,得其筹款赎回寺产,百废俱兴。众方为重宁寺庆,民二十六年,日军近迫淞沪,继之苏常沦陷,迫及宜兴,闻讯驰返龙池山,集僧俗千余,课以军制,适有军官谢生标避难玉山,乃推之为游击司令,对抗日军,屡挫凶锋,屯溪广德等处之免于日寇蹂躏者,实龙池山之力也。后有事于洞庭山,应当地游击队首领田龙文约会于山南,载以轻舟,一去不返。死于日寇,或死于乱民,终不得而闻也。
这是直接参加抗战行列牺牲的一位僧宝。
太虚组织佛教访问团出国宣传访问
佛教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不特为汉、满,蒙,藏四大民族所共信,并为东亚,南亚多数民族信仰的中心,日本军阀企图独霸亚洲,对东南亚佛化民族,作虚伪的宣传──说中国为崇信西洋耶稣教及实行共产主义,日本为维护佛教,乃向中国进军。中央政府对日寇虚伪宣传,亦颇为重视。
佛教访问团,先有谢健等提案于参议会,海刊亦有应从速组织佛教访问团之时论。由于西南佛化民族对我国抗战前途日渐关切,终获朝野重视,由政府函聘太虚大师为访问团团长,拨予经费,以佛教徒自动组织名义而成立,太虚大师乃组织佛教访问团,出国宣传访问,乃率团员苇舫、惟幻、慈航、陈完谟(翻译),侍者王永良,于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出国访问。
太虚大师循滇缅路出国,第一站到缅甸,访问缅甸第一上座(八十八岁)阿阇陀耶,并出席仰光佛学会与佛学青年会之联合讲演会,讲“中国佛教与青年”,并与缅甸内阁总理答茂尊叙谈,又应缅甸佛教会、崇圣会,佛学青年会请,于市政府讲演“佛教的国际运动”。
太虚大师乃于二十九年一月九日率团员苇舫、慈航、惟幻、侍者王永良,登轮赴印度,经二日海行,于十一日抵达加尔各答。太虚大师除朝礼佛教圣地,并访问国际大学,出席国际大学欢迎会,八十高龄之泰戈尔,亲临主持,旋赴具勒纳斯国民大会主席普拉卡沙之欢迎会,尼赫鲁来会,并与尼氏晤谈。大师又应甘地电邀,赴西恭,晤甘地。
太虚大师后赴锡兰访问,经南洋星加坡、马来亚、河内,历经五月,至二十九年五月二日始由河内回到重庆。
中国佛教国际步行宣传队
这是民二十九年十月,继佛教访问团后组织,由悲观法师率领团员四人,步行到缅甸宣传抗日政策。其动机亦因日寇第五纵队在印度、缅甸、泰国,各佛国,作虚伪的宣传。日寇说:“中国政府,是共产的政府,是耶稣教政府,摧残佛教,我们日本是佛教盟主国,为了保护东亚的佛教,所以同中国作战,这种战争就是佛教与耶稣教的战争,是圣战。”
由于日寇在国际上这种荒谬的宣传,实有揭穿的必要,于是集合昌林、觉华、能仁等组织一个“中国佛教国际步行宣传队”。并经呈报中央社会部、宣传部,国际宣传处核准成立。是年十一月十一日,自重庆,经昆明,由滇缅公路,步行至缅甸。虽说是奉命出国,并未向政府领受津贴。所有草鞋、钱,都属自备,其苦干的魄力值得钦佩。
缅甸是个佛化民族,全国人民完全信仰佛教,同时对于代表佛教的僧侣,也是绝对信仰,凡是僧侣讲的话,绝不怀疑的。所以该队到仰光后,即对缅甸人民展开宣传工作,把日寇轰炸中国各地寺庙以及其它种种暴行的证据,用中、英、缅文印了一本特刊,散发给他们看,使他们对日寇口是心非,荒谬的宣传有所了解。这一本特刊,散发以后,不几天,接到全缅甸佛教徒及信众写来响应的信,不下数十件。并对中国佛教处境表示三点意见:(一)对日寇侵略中国摧残佛寺表示愤慨。(二)认为中国政府不能采取有效的方法保护佛教,而为中国佛教前途躭忧。(三)中缅佛教徒应当要合作。
该队原来计划,由缅甸到暹罗,再赴印度等地去宣传,那知到了缅甸以后,国际环境有了很大变化,日暹勾结的阴谋,业经暴露,前往暹罗,似属无望。即往印度,亦复不易。因英人对华人出入多方留难,即在缅甸境内,亦复不许随便行动。所幸,缅甸人民,不论是政府官员,或是华侨,对佛教僧侣极为恭敬,不论遇到任何困难,他们都乐意帮助,所以该队能在缅甸各地宣传,先后达八个月之久,实赖旅缅侨胞及缅甸教友协助。该队最成功的一次宣传,那就是在缅甸华侨精神总动员委员会,发表演说,以“多难兴邦”为题,他说:
“……抗战以来,日本僧人夹在部队里面(每联队至少有三五个日本和尚),唆使寇军屠杀我国佛教僧众,奸淫我佛教女尼,用飞机大炮轰炸我佛教寺院。由此种种暴行看来,日本自命为佛教国的说话,完全是虚伪的,是利用佛教美名,作侵略之实,用佛教的帽子,掩护他杀人的面目。我们中国为了维护世界人类永久安宁秩序,为了保持我中国领土完整与万世子孙的自由与幸福,为了拯救日本全国人民,所以起来抗战,打倒日本军阀。”当晚仰光各华文报,大为宣扬。
由于悲观法师慷慨激昂的陈词揭穿了日寇残暴的罪行,引起日寇第五纵队的忌恨,竟欲对该队加以报复,但该队人员并不因此畏却,而停止对日寇暴行检举,因此获得缅甸舆论不断好评。民国三十年六月间,日本举行东亚佛教大会,日寇本欲阴谋诱致缅僧赴日观光,参加他们东亚佛教大会的企图,因为该队宣传的结果,缅甸佛教界大众窥破日人阴谋,加以拒绝。
该队出国宣传,在缅甸与日寇第五纵队奋斗了八个月,获得国际佛教热烈的同情与拥护,终于三十年七月间回到重庆,向各界及有关方面报告在缅工作经过。
参加远征军服务
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政府又发动驻印军运输队时,号召青年参加出国服务,陪都僧侣救护队领队悲观法师便与狮子山方丈商议,认为这是僧伽报效国家又一好机会。首先选拔了两队人员(共十二人,就中尚有一位队员名叫果斌刻在台湾,曾与笔者见过面)即于三十三年元旦,率领这一群和尚好汉正式入营,而且每个队员还立下一个军令状,隆重地在佛像前宣誓。
这群远征和尚入营之后,当局特予优待,特别给他们素食的方便。
三十三年五月他们随着我军进攻密支那。在这一次战役中,队员中有印安等三人,在敌寇无情的炮弹下,或在后方不幸殉职于战场。这也是他们对国家民族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为争取自由,流下最后的一滴血,也是佛教的光辉。从此这三位和尚,亦将与我军在印缅之辉煌战绩同垂不朽了,而剩下的队员,仍在缅甸前方服务。据他们来信说:国军一日不撤,他们也一日不退国门。
佛教界于抗日之贡献(图片来源:资料图)
由上各节看来,在抗战期中,佛教徒对护国卫教工作,无论在精神上,或物质上,或在前方,或在后方,或在国内,或在国外,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下,佛教徒所表现积极护国救人的精神,可谓“救国不让人”,足堪称之而无愧焉。
就中悲观法师,在抗战以前,对国家前途非常悲观,因之自名悲观。经过八年抗战,获得最后胜利后,对国土重光,及国家前途又非常乐观,故改名乐观,而不再悲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