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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祖故事: 王幼农来山拜谒 师叮嘱踏实念佛

发布时间:2024-08-26 02:50:40作者:法华经全文网
印祖故事: 王幼农来山拜谒 师叮嘱踏实念佛

民国六年(1917年)夏天,陕西三原人王幼农辞去了粤海道(1912年广东裁府,全省划为六道。粤海道,又名广肇罗道。辖广州府、肇庆府、罗定州属三十县。)道尹的职务,返回上海,正好见到四川的老上司云南大理王采臣先生。王采臣新从普陀山归来,他跟周孝怀、陈锡周居士一起拜访了印光大师,发心请印光大师讲经和修订普陀山志。王采臣告诉王幼农:“普陀山有一位印光法师是你的同乡。他虔修净土几十年,发愿不作寺庙主人,不剃度徒弟,不募缘,迥异恒流。你有机会一定要去拜访啊。”王幼农居士听了说:“是啊,不才也久闻普陀名山,正想去朝山呢,能见到同乡,那就更好了。”

王幼农立即决定第二天就去普陀拜访印光大师,第二天搭开往普陀山的客轮,到山下船后,直接去法雨寺,时间已经是夕阳西下了。在岛上,立刻感到比上海凉快不少。王居士找到客堂递上名片说求见印光法师。知客师面露难色说:“先生,您看天时已晚,老法师要作功课,明天早上再来好不好。”王居士再三恳求,请知客师通报。知客师到藏经楼告诉印光大师有陕西同乡求见,大师听了,立即下楼到客堂来见面,简单交谈了一会,大师就安排王居士在藏经楼上的空房住下,陪同王居士去斋堂吃晚饭。晚饭后,大师问了王居士的经历和陕西的情况。王居士表示,政局变化不定,不想继续为官,准备专心修行,大师表示赞许。

王幼农居士在法雨寺一共住了两个星期。每天跟印光大师多次见面请教,每天一起吃饭。寺里的法师们都感到诧异。因为大师过去每遇到同乡来,往往只见一面,或者只留下吃一顿饭为止,所以很诧异大师对王居士的破格对待。

第二天早晨,大师邀王居士到大殿拜佛,王居士拜跪动作稍快,大师立即严肃地说:“礼佛须恭敬,不可草率。” 王居士听了感到不好意思,觉得自己习气较重,身心不够柔软,态度不够恭敬,对大师的话十分佩服。了解到大师自幼熟读儒书,现在又为佛门高僧。王居士就向大师请教佛教与儒教是什么关系,比较起来,哪个更高。大师考虑了一会后回答说:“儒释无二道,生佛无两心。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切有情,皆禀真如佛性而得建立故。然复生佛迥殊、凡圣各异者,以因地之迷悟不同,修德之逆顺各别也。由是儒释圣人,各出于世,为之倡导,俾一切众生,返迷归悟,溯流穷源,以复其固有之本性而已。其发挥虽有权实浅深,方便究竟之不同,而其所宗之理体,所修之工夫,其大端固无二致也。不过,佛教能包括儒教,儒教不能包括佛教。

盖以儒教系世间法、佛教乃出世法、合过去,现在,未来,而为一者也。”王居士听了大师的开示,对于儒、佛的关系有了初步的理解。

一天,大师拿来一封书信的底稿给王居士看,王居士一看,是大师给徐福贤女士的回信。徐女士写信希望来山皈依,出家修行。大师信中告诫,现值兵荒马乱,女人不可入山,宜在家修行。同时详细开示净土法门信、愿、行的要点和自誓受戒的方法。洋洋数千言,反复开导,字字珠玑,苦口婆心。王居士读了这封信,对大师心折益深。

在这两周内,大师带王居士把山中的主要名胜都看了一遍。一天顺着山岩而行,下临巨海,突然刮起一阵狂风,令人惊惧,大师毫不畏惧,边走边大声念佛,履险如夷。不久走到佛顶山,有十几位法师当面向大师请教。大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一一解释,如数家珍,毫不思索。这又令王居士更为敬服。

法雨寺藏经楼藏有新旧全藏两部,王居士进去参观后,发现大师对一函函的经卷一一作了校正。所有错误、均以朱书另注于旁。这是大师几十年所完成的工作。王居士当时就打算请人把大师校勘的记录抄写出来,并命名为《印光法师全藏校堪表》。

王居士准备下山回上海了,大师亲自送他,嘱咐说:“君年已渐老,若研究佛学,恐不可能。只好蹋实念佛,以求往生极乐,方不负我两人相见因缘。”王居士郑重地点头。

王居士回家后,把大师与徐福贤女士的回信给夫人看,第二天清晨起床,发现夫人已在室中设佛位开始念佛了。王居士既高兴,又感动。于是决定将大师与徐福贤女士的书信印几千份赠送结缘。

注释:

[1]王采臣:名人文,南太和人,丙戌翰林。授编修,擢御史,外简陕西知府,累擢至布政使,移四川,护四川总督,晋侍郎衔,充西藏帮办大臣。入民国,被举为参议院议员,任四川查办使。

[2]王幼农:王典章(1865—1943),字幼农,三原县马额镇魏回村人。16岁中秀才,曾受业于刘古愚、柏子俊。后以监生授例为后选训导,因赈济有方,保以知县,分省补用。1904年入四川,委任布政使署文案。旋保直隶州知县。1907年任新宁知县,1908年署打箭炉直隶厅同知兼兵备处,为驻藏大臣、川 黔边防大臣筹备粮饷。1911年任宁远知府兼兵备道,领巡防营。1911年四川发生“保路运动”后,王众望所归,被推选为都督。但他以大局为重坚持四川统一,宁任知府,不做都督。时蔡锷赞扬他“威信过人,汉夷悦服”。1914年任广东高雷道道尹,同时领警卫军五营,节制陆军一个团,兵权超过驻地之镇守使。他整肃吏风,除暴安良,所辖11县,政通人和。康有为赞扬他“临莅高雷,威惠流闻,我泽如春”。1915年袁世凯为复辟帝制,组织筹安会王立即电告袁世凯“国基甫奠,民信未 ,水汗频仍,盗贼充斥,辄议国体,必启变端,求安反危,敢祈熟计”,袁世凯对劝阻置若罔闻,王愤然辞职,以示抗议。1916年任广东粤海道尹,1917年辞职,以后寓居苏州,编印《刘古愚全书》和《柏子俊文集》,使刘古愚学术思想得以在国内外广为流传。康有为为《刘古愚全书》作序;梁启超亦写信盛赞王“有功师门,岂在禺下”。1921年王被江苏当道选用,先督查厘税,后筹办赈灾,接着又人沪宁、沪杭铁路税务总局总办。他认真整 ,使所属各局风清弊绝,耳目一新。1932年末,陕西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时值年馑过后,关中哀鸿遍野,库藏如洗,赈济工作无法进行。他赴上海劝募巨款,在关中各县设粥厂,救活无数灾民。省政府改组时,他主动辞去民政厅长只保留省府委员兼赈务会主席职务,为赈济救民奔忙。在职四年,废寝忘食,但仍手不释卷,亲自校刻杨仲珊诗文集等,使之流传。1937年,王以74岁高龄,辞去省府委员职务,专事赈灾工作。当时正处于抗战初期,晋、豫两省难民纷至,触目伤心,王配合当局竭力救护,积劳成疾,在病中还不时询问抗战情况及庄稼长势,探视者无不感动。王居士的夫人和四位儿子都皈依印光大师学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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