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藏经》的历史源流与判定

　　觉真

　　一、《大藏经》述义

　　《大藏经》是一部佛教典籍丛书,也可视为一部佛经总汇。在梵文中无法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原词,它完全是一个由中国人创造出来的佛教概念,其内涵存在着狭义与广义之分:就广义而言,泛指世界上现存最完备的巴利语大藏经、藏文大藏经、汉文大藏经三大体系;在狭义上则专指我国的汉文大藏经。

　　从宗教意义上讲,佛教的典籍即是住世的“法宝”,是宇宙间至上的法则,因为佛教徒普遍认为:“论益物深,无过于法。何者?法是佛母,佛从法生。三世如来皆供养法。故《胜天王般若经》云:‘若供养法,即供养佛’。是知法教津流,乃传万代”。[1]据此笔者想来,正是这诸多为法亡躯的佛教徒们,凭着这种执着的宗教情怀,才有了后世《大藏经》的产生与流布。

　　“大”,在这里显然是一种褒义,用来表示佛教的典籍穷天地之极致,无所不包。因为佛教常把只有佛才可能具有的最高智慧称作“大圆镜智”,将佛教的法身佛(毗卢遮那佛)称作“大日如来”,《大藏经》所用的“大”,也无二致。

　　“藏”,是梵文pitaka的意译,本意为放东西的箱子、笼子等器皿。因为古代印度的僧侣们,常把他们抄写的贝叶经存放在这类箱子或笼子中。因此,“藏”也就逐渐成为佛典的计标单位乃至代名词了。

　　“经”,是梵文sutra的意译,原意为“贯穿”。古印度佛教徒认为,用一根线把花瓣穿起来,这些花瓣就不会被风吹散。同理,把释迦牟尼佛的言教总摄在一起,便可永不散失,传诸后世。中文“经”字原意是指织物的纵线,有绵延之意,故引申为“常”,指常存之义理、法则。如《左传》宣公十二年有云“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2],就是这个意思。中国人用“经”字来对译印度的sutra,反映出佛教信徒对释迦牟尼佛及其言教的无限崇敬与信仰。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要用“经”来翻译印度的sutra呢?因为中国人长期以来便有 “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认为宇宙间存在着某种终极真理,对经字的诠解,也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在此,僧肇大师的解释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经者,常也。古今虽殊,觉道不改。群邪不能沮,众圣不能异,故曰‘常\’也”[3]。意思是说:所谓“经”是一种永久不变的东西,尽管时间流驰,古今情况不同,但释迦牟尼佛所觉悟的真理不会发生变化。

　　“大藏经”,最初被称为“众经”、“一切经”,后称为“经藏”或“大藏”,有时也简称“藏”。“大藏经”这一名称,在南北朝末期或隋朝初期,方始出现。据考证,这一名称最早见于隋朝灌顶国师所着的《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中,文内说智者大师在一生中“造寺三十六所,大藏经十五藏,亲手度僧一万四千余人”[4]。在当时,尚未发明印刷术,要造大藏经,均靠一个字一个字地书写。造大藏经十五藏,确实是一个颇为惊人的数字了。同时,这条记载也表明,最迟在隋代,“大藏经”一词,已经开始被人们普遍地采用了。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大藏经可分作“翻译佛典”与“中华撰述”两大部分。翻译部分的原语种十分繁杂,既包括从梵文、藏文、巴利文翻译的经典,又包括从中亚一带各种少数民族语言翻译的经典,内容涉及大小乘、显密教等许多部分,而撰述部分均为中国人的着作。内容有对三藏所作的疏、钞、章、记以及史传着作,各类论着、地志、目录等,可以说种类繁多,题材广泛,资料宏富,是研究中国佛教,乃至中国历史、哲学、社会、经济等诸多领域重要课题的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

　　佛教典籍自西汉传入中国以后[5],西域僧众东来传教,中国僧众西行求法,诸多佛经被陆续译出,中华佛教撰述也不断涌现,经历了南北朝和隋唐两个时期的长足发展,汉文佛典也在迅速扩充,并最终形成体系庞大历史久远的汉文大藏经。这其中存有怎样的历史源流,当面对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时,应如何去疏理和鉴别,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本文便是针对上述问题作出一些阐述和说明。

　　二、历代《大藏经》简介

　　我国的大藏经,在宋代以前,均是以“写本”形式流通,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大藏经也呈现出显着的特征。汉文雕版大藏经,流传至今并有确切实物验证者,共有二十一部,下面就以时间为线索,结合每一部大藏经的版本特征,做一简要说明:

　　宋代共刻有《开宝藏》、《崇宁藏》、《毗卢藏》、《资福藏》、《圆觉藏》、《碛砂藏》等六部汉文大藏经。其中《开宝藏》是官刻本,其余均是私刻本。

　　《开宝藏》,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命宦官张从信前往益州(今四川成都)开雕,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完成,共有经板十三万块。初刻是以唐智昇《开元录·入藏录》为依据,共收经1076部,5048卷,分作480帙,千字文帙号自“天”至“英”。本藏为卷轴装,每版正文23行,每行14字。版首另用小字刻有经名、板号、帙号,卷末刻有雕造的年月。后于咸平、天禧、熙宁年间曾多次修订,增入《贞元录》入藏经典及宋代新译经典1580卷,全藏增至653帙,6620卷左右,并改正弥补了初刻时的若干谬漏。

　　《开宝藏》是我国第一部雕版官刻大藏经,但可惜的是,全藏早已佚失,传世本极为珍稀。现存年代最早的印本为刻于开宝五年(公元972年)的《大般若经》卷五八一,“李”字号残卷。

　　《崇宁藏》,北宋福州东禅寺私刻大藏经,也是我国第一部私刻大藏经。开雕于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完成于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共收经1430余部,5700余卷,分作564函。千字文编号自“天”至“勿”。本藏是我国首次采用经折装的大藏经,每版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此种版式为后代多数大藏经所承袭。同时,本藏还首次以“函”为单位,将原附于各卷的佛经音义独立成卷,附于该函之末。在南宋乾道、淳熙年间,又续雕了《大慧语录》等16函,全藏始成1440部,6108卷,580函。该藏的雕印活动一直延续到元泰定年间,共历240余年。现全藏已佚,日本尚存有部分印本,此外则较为稀见。

　　《毗卢藏》,宋代福州开元寺私刻大藏经。开雕于北宋徽宗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完成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其后,在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曾两次续雕。全藏共收经1451部,6132卷,分作595函,千字文函号自“天”至“颇”。本藏为折装本,每板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其卷首之经题及卷尾之千字文等,均与《崇宁藏》相同,只是版面较小,且每函缺少音义。本藏的刷印活动一直持续到元大德年间。现全藏已佚,日本尚存有部分印本。此外则较为罕见。

　　《圆觉藏》,又名《前思溪藏》,宋代湖州思溪圆觉禅院私刻大藏经。圆觉禅院系北宋末年密州观察使王永从与其弟崇信军承宣使王永锡等特为王氏家族所创建的寺院。本藏亦由王氏家族独资雕印。开雕于北宋末年,完成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共收经1435部,5480卷,分作548函,千字文函号自“天”至“合”。本藏为折装本,每板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该藏各经音义分别附于各帖之末,除少数经卷外,全藏无题记与刊刻记。本藏的刷印活动约终止于宋末,现日本所存该藏印本较多。国内则较为少见。

　　《资福藏》,又名《后思溪藏》,宋代安吉州法宝资福寺私刻大藏经,该藏开雕及完成年代不详。全藏共收经1459部,5940卷,分作599函。千字文函号自“天”至“最”,本藏版式与《圆觉藏》相同,每板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目前学术界有部分人认为,法宝资福寺即是圆觉禅院的后身。《资福藏》的前548函完全依据《圆觉藏》的原板刷印,仅后51函为其后补雕的,所以两藏实际上是同一副经版,属同一部藏经,主张把它们合称为《思溪藏》。现日本藏有该藏的印本较多。清朝末年,我国学者杨守敬曾从日本购回一部,但此藏原缺600余卷,且有不少抄补残缺之处,现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

　　《碛砂藏》,平江府碛砂延圣院的私刻大藏经,约开雕于南宋理宗宝庆(公元1225~1227年)或绍定年间(公元1228~1233年)。中途曾因延圣院火灾及南宋灭亡等原因,中断约30年。直到元英宗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方始告竣,历时约90年。全藏共收经1532部,6362卷。分作591函,千字文函号自“天”至“烦”。该藏是折装本,每板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该藏开雕于南宋,完成于元代,直到明代初年仍在刷印流通,经常有人将零本视作元本,但习惯上仍称为宋藏。该藏以往未见着录,自上世纪以来,在陕西开元寺、卧龙寺,山西太原崇善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上世纪初购自北京)发现该藏各一部。

　　辽代所刻的官版大藏经,一般称为《契丹藏》或《辽藏》。它约开雕于辽圣宗统和时期(公元983~1012年),完成于辽道宗清宁年间(公元1055~1064年)或咸雍四年(公元1068年)之前。共收经1373部,6006卷,分作579帙,千字文函号自“天”至“灭”,本藏属卷轴装,每版正文大抵为24行,亦有27~28行不等者,每行字15~18不等。每版另有小字所刻经题、卷数、板号、千字文编次等。现全藏已佚,但房山云居寺辽、金时期所刻佛经,即以该藏为底本,尚有石经存世。1974年又从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佛像中,发现该藏经本10余卷,人们可据此复睹该藏的风貌。

　　另据日僧释宓庵《丹本大藏庆赞疏》称:“帙简部轻,函未盈于二百;纸薄字密,册不满于一千;殆非人功所成,似借神巧而就”[6]。人们据此推断,《契丹藏》有两种版本,一种是应县木塔出土所示的大字本;另外还有一种是小字本。可喜的是,近年已在河北发现了小字本辽代刻经,学者们认为这就是当年的小字本《契丹藏》。

　　金代流传下来的大藏经,只有一部《赵城藏》,它是1933年在山西省赵城县霍山广胜寺被发现的,故有此名。《赵城藏》是金代解州天宁寺的私刻大藏经。约开雕于金熙宗皇统九年(公元1149年),完成于金世宗大定十三年(公元1173年)。全藏共收经1570部,6900余卷,分作682帙,千字文帙号从“天”至“几”。本藏是卷轴装,每版正文23行,每行14字,版首另有小字经题、板号及千字文编次。新中国成立,该藏被移至北京图书馆保存,仅剩4800卷,1959年,在西藏萨迦北寺发现该藏南宋理宗丙辰(公元1256年)印本,约540卷,现藏北京民族文化宫。

　　《赵城藏》的主体部分系覆刻《开宝藏》而成,是现存一切大藏经的“祖本”,同时,在刊刻时还吸收了《契丹藏》的若干优点。因此,在《开宝藏》、《契丹藏》全藏已亡佚的今天,《赵城藏》的发现在佛教文献学上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据悉,我国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即是以这一稀世孤本作为基础性底本,来进行编辑的。

　　明代紫柏大师在《径山藏·刻藏缘起》中说元代共刻有十几种藏经。但长期以来,人们只见到《普宁藏》一种。因此,一般所讲的元藏,都是指《普宁藏》。近些年又有一些新的实物资料被不断发现,如1982年在云南省图书馆发现了《元官藏》;1984年在北京智化寺发现了《不知名元藏》。可以预测,还应有一些元代《大藏经》有待于人们去发现。

　　《普宁藏》,全称《杭州余杭县白云宗南山大普宁寺大藏经》,它是元代佛教一个宗派——白云宗所刻的大藏经。开雕于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完成于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全藏共收经1430部,6004卷。分作558函,千字文函号自“天”至“感”。元成宗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曾补雕一次,全藏遂扩展为1594部,6327卷,587函,千字文函号自“天”至“约”。本藏是折装本,每板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该藏的主体部分是依据《圆觉藏》复刻的,但版式略小于《圆觉藏》,现在山西太原、江苏苏州、云南昆明等地均收有全藏,亦时有零本散见于各地,日本诸寺庙亦藏有多部,如东京浅草寺就藏有一部。

　　《元官藏》,元朝晚期雕刊的官版藏经。约开雕于元文宗天历三年(公元1330年),完成于元惠宗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全藏至少收经6500余卷,分作651函,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部汉文大藏经,千字文函号自“天”至“於”。本藏也是折装本,但版式是目前已知所有藏经中最大的,每版42行,折为7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气魄宏大,行格疏朗。上下双栏,外粗内细,在卷末还附有硬黄纸书壳,甚为罕见。此藏以往未见着录,1982年发现于云南省图书馆,现存32卷。据专家推断,日本镰仓一带可能藏有该藏的若干零本。

　　《不知名元藏》,1984年北京智化寺从如来殿佛脏中发现三卷带有千字文编号的元代刻本佛经:《大金色孔雀王咒经》、《陀罗尼集经》、《大宝积经》。版式与《赵城金藏》相同,也是卷轴装,但千字文编次却与之不符。发现者认为,它很可能就是人们寻访已久的《弘法藏》(相传元代初期雕刊的一部官版大藏经),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提出反对意见。有关此藏的问题,尚须进一步深入考证。

　　据现存资料表明,明代我国共刻有6部大藏经,其中官版3部,私版3部。《洪武南藏》,是明代最早的官刻大藏,开雕于明太祖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至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雕刻完成。全藏共收经1600余部,7000余卷,分作678函,千字文函号自“天”至“鱼”。本藏为折装本,每版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因该藏存世仅十年,板片就因火灾而焚毁,所以一般人都不知有此藏存在,1934年在四川崇庆县上古寺发现一部,为海内仅存之孤本,但已略有残缺,并有若干抄补本及坊刻本在内。现藏于四川省图书馆。

　　《永乐南藏》,明代永乐年间所雕官刻普及本,开雕于明成祖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完成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全藏收经1610部,6331卷,分作636函,千字文函号自“天”至“石”,本藏为折装本,每版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本藏板片收贮于南京报恩寺,供全国各寺院请印,印本按不同纸质及装帧,分九等计价。该藏的刷印活动一直延续至明末清初,虽刻工比较粗糙,但流通量很大,故传世印本比较多。

　　《永乐北藏》,明朝宫廷刻本大藏,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所刻,故称北藏。开雕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完成于明英宗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本藏共收经1662部,6924卷,分作693函,千字文函号自“天”至“塞”。本藏亦为折装本,但为了表现宫廷本的气魄,加大了字体与版心,每版25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5行,每行17字。将字体改为秀丽的赵体,因该藏专供颁赐各名山大寺之用,所以传世本较罕见。

　　《杨家经场藏》,明代私刻大藏经。该藏系明初由杭州众安桥杨家经场据《碛砂藏》覆刻而成,约于明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完成。全藏的版式、收经情况、千字文编次,均与《碛砂藏》同。近年发现于北京,现存3000卷以上,有永乐年间、宣德年间的两种印本,现分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和中国佛教协会。

　　《万历藏》,明末清初刊刻的私版大藏经。约开雕于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完成 于清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全藏收经1659部,6234卷,分作678函,千字文函号自“天”至“鱼”。本藏是折装本,每版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本藏是以《永乐南藏》为底本覆刻而成,但增加了《永乐北藏》续刻的41函经及个别其它经典。该藏此前未见着录,1983年在山西宁武县文化馆发现一部,仅缺失18整函及少数零本。

　　《嘉兴藏》,又名《径山藏》,明末清初的私版藏经。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正式在五台山开雕,后因故迁至浙江余杭径山,最后由嘉兴楞严寺总括其成,至清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完工。全藏分《正藏》、《续藏》、《又续藏》三部分,《正藏》按《永乐北藏》覆刻,千字文编自“天”至“史”,总计1662部,6924卷,分作210函,《续藏》收入藏外典籍248部,约3800卷,分作95函。《又续藏》续收藏外典藉318部,约1800卷,分作47函。《续藏》与《又续藏》未以千字文编号。清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从《续藏》、《又续藏》中抽去钱谦益等人的着作共9函,故该藏共计收经2090部,12600余卷,343函。

　　《嘉兴藏》一改过去卷轴装、经折装的传统,采用线装方册本,版心接近正方形,每版20行,分为2个半页,每半页10行,每行20字,仿宋黑体,有边框、行线及书口,书口刻有部类、经名、页码、千字文编次等,每卷末页还刻有施刻人的愿文,以及写工、刻工、校工的姓名,雕版的时间、地点,本卷的字数及用工银两等。这些作法,对后世佛经的装帧形式影响颇大。此外,《续藏》、《又续藏》搜集保存了大批的藏外文献,可谓“功勋卓着”。近年台湾已将该藏全部影印出版。

　　《龙藏》,清代唯一的官刻汉文大藏经,因每卷首页均有雕龙“万岁”牌,故有此名。开雕于清世宗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至清高宗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完成。全藏共收经1669部,7168卷,分作724函,千字文函号自“天”至“机”。本藏为折装本,每版25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5行,每行17字,该藏前485函(从“天”到“漆”)乃覆刻《永乐北藏》;后293函(从“书”到“机”)内容较《永乐北藏》有增减,《龙藏》板片共雕刻了79036块,原藏在故宫武英殿,后移至柏林寺,1982年又转藏智化寺,后经赵朴初提议,最终被移藏于房山云居寺大殿内。该板片虽略有残损,但基本上完好,是我国历代木刻藏经中,唯一尚存之板片,极其珍贵。

　　民国时期,我国曾编印过两部大藏经《频伽藏》与《普慧藏》,这两部藏经是运用近代印刷技术,改为“铅印线装”出版的。

　　《频伽藏》,是清末民初上海频伽精舍私版大藏经。它出版于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至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全藏共收经1916部,8416卷,线装为413册,另附目录一册,分装成40函,每函千字文编次从“天”到“霜”,经文用4号铅字排印,每页40行,折为2个半页,每半页20行,每行45字。有书口及边框,无行线,书口上印有经名、页码等。客观地说,《频伽藏》校勘比较粗糙,错乱也较多。但目录上附有《资福藏》、《普宁藏》、《嘉兴藏》、《龙藏》、《高丽藏》五种藏经的千字文编次,比较便于检索。

　　《普慧藏》,是1943年由盛普慧出资编印的私版大藏经。原计划以网罗南传、北传所有经典,校正前代印本之漏误,订正历代翻译名义的异同,搜集各藏的遗佚为目的。但后来只出了100册,未能按计划全部完成。本藏系线装本,小21开,4号铅字排印,校勘精良,资料价值也很高,但因印本较少,所以不大为人所知。新中国成立后,《普慧藏》的纸型转藏于南京金陵刻经处,现仍保存完好。但大批手稿,包括已编辑好,但尚未付印的稿子,均毁于十年动乱中,十分可惜。

　　三、大藏经的判别与鉴定

　　一般来讲,我国的汉文佛典可分为写本与刻本两大部分。写本的佛经流传下来的极少,并且以唐代的作品最为规范,成就也最高,故又称为“唐人写经”。其中以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最为丰富,约占存世量的九成以上。而刻本的佛经保存下来的非常多,但内容、形式十分庞杂。总的来说,写经非常少见,也就很不容易鉴定真伪。刻本经虽多,但需要掌握很多的必要知识,也不可轻易断言。

　　我们这里所提及的写本,泛指隋、唐、五代时期或更早期的佛经写本,最起码也是北宋以前的“卷子本”,这样界定是为了区分雕版印刷术产生前后两种不同的时间概念。因为自唐以来,宋、元、明、清的写本佛经还是层出不穷,直至现在,照样有写本佛经流通,只不过与我们所说的写本已经不是一个概念罢了。

　　鉴定写本的真伪,可以从纸质、书法、用笔、划线、用墨等方面去判定。首先,应考虑它的纸质。写经的用纸是很有特征的,据日本学者藤枝晃研究,北朝写经用古麻纸,它是用破旧麻布为原料制成,偶尔纸中还留有较粗的麻条纤维;隋朝写经用麻、树皮等制成的薄麻纸;初唐、中唐则用麻、树皮等制成的厚麻纸,这一时期的纸质量较好,一般见不到麻条纤维。其次,可以从书法上来考查。北朝写经用的是鹿毫笔,写的是带有隶书味道的古楷书。而隋唐时期则使用兔毫笔,写的是较为肥厚的标准楷书,这一时期写经的书品是很高的。最后,还要看“暗线”如何。写经时为了抄写整齐,抄经者往往先在纸上打好格,称为“乌丝栏”。古人打乌丝栏时,用的是铅条或淡墨的细线条,今人则用铅笔。古人为了打好乌丝栏,北朝时用针点孔的方法来定位,隋代时用毛笔点淡墨点,到了唐朝时,则开始用一尖锐物体在上面压一个小点,但今人则多用铅笔点一下。这些都可做为鉴定的依据。

　　我们要鉴定一个卷子的真伪,主要是从以上几方面来着手的。至于它的年代,可以从写经卷子上的题记中获得,也可通过上面所列的几种方法来综合判定。必要时还可以运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对写经的纸张、墨痕进行C14测试分析,则可确定它的绝对年代,从面辨别真伪。

　　刻本佛经可以分作两种:一种是藏本,即由大藏经中散出之本,一种便是另本,多系民间经坊及一些个人、家族、团体、寺庙发愿刊刻的单部佛典。一般来讲对佛经的判定就是指判断它是藏本,还是另本,是官刻、私刻还是坊刻本。为此首要看有无千字文编号,另本均不带千字文编号,凡有千字文编号的,一定是藏本,或是据藏本覆板翻刻的。偶然也会遇到有些坊刻本在翻刻时照刻了千字文帙号,再加上坊刻题记,但这是极少数。因此有无千字文帙号是区别藏本与另本的主要依据。

　　那么,我们若是发现了一部刻本佛经,上边有千字文帙号,又如何来判定它到底属于那部大藏经呢?

　　首先,要看它的装帧形式。我国的刻本藏经共有三种装帧形式:卷轴装、经折装、方册装。早期的《开宝藏》与大字本《契丹藏》均仿制写本藏经是卷轴装;《赵城金藏》承袭了《开宝藏》也是卷轴装。至于《崇宁藏》、《毗卢藏》、《资福藏》、《普宁藏》等其它宋元藏经都是经折装,明清两代,除了《嘉兴藏》是方册装外,其余均是经折装。民国的两部藏经《频伽藏》、《普慧藏》均是铅印线装方册本。

　　其次,要看藏本的版式。所谓版式是指,一块木板设计了怎样的边栏,一共刻了几行,每行几个字。如果是经折装,还要看一版(即一个印张)共折为几个半页。如《开宝藏》、《赵城藏》都是每版23行,每行14字。大字本《契丹藏》每版24行,每行15-18字不等。《崇宁藏》则为每版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这种版式几乎成为历代折装本的定式。但也有几种藏经是不同的,如《元官藏》每版42行、折为7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永乐北藏》每版25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5行,每行17字;《嘉兴藏》是每版20行,折为2个半页,每半页10行,每行20字。

　　另外,福州所刻两藏《崇宁藏》与《毗卢藏》,思溪所刻两藏《圆觉藏》与《资福藏》,均为折装本,每版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不但版式相同,不少经的千字文编次也相同,那么又如何来区分呢?这就需要从藏经的表题来仔细观察了,福州印本均采用绀青色的纸作表纸,表题及千字文编次均用金字;思溪印本则用黄色纸作表纸,表题及千字文编次均用黑字,故可据此区分它们。

　　最后,还应该核对一下该经的千字文帙号是否与该藏的目录相符。例如龙树着、鸠摩罗什译的《十二门论》,《开宝藏》编为“是”号;《金藏》编为“阴”号;《永乐南藏》编为“守”号;《永乐北藏》编为“造”号。根据这些编次的不同,也可以考订出它所属的大藏。

　　注释:

　　[1] (隋)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卷十五,《大正藏》卷四十九,120页中。

　　[2] 《辞源》第2434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修订第一版。

　　[3] (后秦)僧肇撰《注维摩诘经》卷一,《大正藏》卷三十八,327页下。

　　[4] (隋)灌顶撰《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大正藏》卷五十,197页下。

　　[5]此采用《魏书·释老志》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使臣伊存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之说。

　　[6] (日)《东文选》卷一百一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