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在《激流三部曲》里说，家是鸟笼。

钱钟书在《围城》里说，婚姻是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城内的人想冲出去。家作为婚姻的外在表现形式，则可以称为城墙。

从文字产生的源头来看，“家”的上面是宝盖头，意味着屋子；下面是“豕”，意味着猪，家由二者结合而成，即是猪圈。

然而，鸟笼也好，城墙也好，猪圈也好，家带来稳定的同时就带来了束缚，带来温情的同时就带来了羁绊。君不见，“从此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君不见，“等是有家归未得，杜鹃休向耳边啼”；君不见，“国家成败吾岂敢，色难腥腐餐枫香”，无论身在何方，处于何地，都是家放飞的一只风筝，总有一根丝线在拉着，牵着，扯着。

于是，我想出家。

其实，出家也好，成家也好，都只是一种形式，都力图在形式的转换和完成中，去摆脱一些什么，追求一些什么。我想摆脱什么？我想追求什么？多少个夜深人不眠，多少个月隐人不静，一次又一次反躬自问的结果，是我想摆脱那种貌合神离的人际交往，抛弃为虚名浮利而作出的蝇营狗苟，远离以虚假为实质、以繁华为表象的热闹，从而去追求身心的超然与恬然自得。然而，我也知道，有人存在，就有矛盾存在，有不如意存在，生活的称心与否，全在一颗心摆放的位置，或左或右、或高或低。因此，我小心翼翼去适应社会，可结果，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社会的价值观念把自己的道德准则撞击得四分五裂，弄得我疲惫不堪，一败涂地。

百无聊赖之下，我暂时丢下手头的工作，走向外面更广阔的世界。在长城，在故宫，我倾听祖先的呼吸，感受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在衡山，在泰山，我顺古道攀缘而上，登临巅峰绝顶，在天地相接之处，领略自然的恢宏与细微。在少林寺，在灵隐寺，我看木鱼清罄，听经声佛号，体会佛门独有的气息与氛围。一切的一切，都让散乱的思绪变得有些条理，可问题依旧是问题，依然在脑海里盘桓逗留，挥之不去。

后来，我来到了西南的峨眉山。山峰连绵，如黛如眉；山色旖旎，如诗如画，行走在百转千回的山道上，我觉得我是水、是树，是风，是这深山密林里的一切。仰望苍穹，似乎有一种东西从层层云雾里涌出，透过头顶迅速弥漫全身，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什么都在想，可又什么都没有想，心灵一片澄澈、空灵。登山途中，结识了一位武汉过来的朝山者，几番交谈之后，她要我看《五福临门》、《认识佛教》、《向知识分子介绍佛教》，要我接触佛教，了解佛法。

在我细读之后，我出了家。

家有种种，出家也有种种。“时来作恶天还怕，运去看经佛不灵”，闯王李自成是逃出型出家，其自号“奉天王”即是明证。清帝顺治是退出型出家，在权势与爱情之间，在江山与美人之间，心想有所取舍，可最终什么也没有取，什么也没有舍，于是脱下皇服，退出皇宫，退进寺院。而我，既不是逃出型，也不是退出型，我觉得自己是走出型，介于二者之间，有一点逃的意味，也有一点退的意味，但更多的，是三思之后的行与走。

从世法而言，有鸟笼之家可出，有城墙之家可出，有猪圈之家可出。从佛法而言，则有妻室之家可出，有田宅之家可出，更有烦恼之家与生死之家可出。

妻室之家，依家乡风俗，结婚称为“成家”，一个人无论年纪多大，只要不结婚，他就不能说有家，他有的只是房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没有结婚，甚至连以婚姻为目的的女朋友也没有，自然没有妻室之家。可我有朋友、有亲人、有同事，我能和他们从此形同陌路，一刀两断吗？“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我该怎样与他们保持一种如理如法的关系呢？

田宅之家，我没有丝毫个人财产，可如果有一天，因缘具足，我能住持一方，弘化一方，我能不固守一隅吗？我能抛弃狭隘的门户观念，把有限的财力投入到无限的昌隆佛法中去吗？

再说烦恼之家与生死之家，现在我知道，真正的烦恼不是柴米油盐，不是人我是非，而是见思三惑，真正的怡然自得不是置身事外而得的一种表象的轻松悠闲，而是置身各种矛盾交汇的中心，仍能“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境界，可岁月无痕，会消溶与吞噬许多东西，我能保持精进勇猛的初发心吗？

禅宗有句话说：“不疑不悟，小疑小悟，大疑大悟。”当然，我这些问题根本算不上“疑”，但束之高阁而置之不理，却有碍于菩提之道。我承认，惠能大师的偈子要比神秀大师的偈子高明，但现阶段，我以为神秀大师的偈子对我更有用，更有助于擦除菩提之树与明镜之心的灰尘与污垢。出家之初，自以为此时成佛有余，现在已明白离成佛还遥遥无期，原因就在于拂拭得太少，尘埃堆积得太多，以致于失去本身的色泽与光彩。信、解、行、证，以学导修，以修证学，我开始深入经藏，祈愿智慧如海，祈愿体解大道。

于是，我继续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