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高僧法显其人

法显，俗姓龚，平阳郡人，据《高僧传》，其兄弟四人，但三个哥哥幼年早亡，父亲怕法显早夭，不能成人，所以，就在法显三岁时，就将他送进佛寺里剃度为沙弥，但却让他住在家里而没有住在寺庙。在家里居住期间，法显“病笃欲死”，其家人在无奈的情况下只好把他送到寺院。从此，法显虔心向佛，对佛教的信仰越来越虔诚，法显在二十岁时受了大戒，他出类拔萃，卓尔不群，所以被誉为“志行明敏，仪轨整肃”(《高僧传?法显传》。为求取佛律，法显于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自长安出发，西渡流沙，越葱岭至天竺求法，先后于五天竺获得《方等般泥洹经》、《摩诃僧祗部律》、《萨婆多部钞律》、《杂阿毗昙心论》、《摩诃僧祗阿毗昙》等梵本；于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获《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经》、《杂藏经》等经典。法显从陆路去天竺，经南海而回中国，途经耶婆提国(今印尼爪哇岛)，终于义熙八年(412)抵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青岛崂山)上岸。其间历时14 年，游历30余国，九死一生，历尽艰险。次年，法显在建康道场寺与佛陀跋陀罗共译出六卷本的《大般泥洹》、《摩诃僧祗律》、《方等般泥洹经》、《杂藏经》、《杂阿毗昙心论》。其另撰《佛国记》，记录了他的行旅见闻。法显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极富魅力的卓越人物，是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汉地僧人，也是名垂世界史的杰出古代旅行家和翻译家。

二 法显西行的背景

法显大半生都生活在四五世纪间的北中国，其时南北对峙，战乱不已。中原板荡，政权更替频仍，概称“五胡十六国”。南方则由司马氏的东晋政权偏安一隅，但内部仍然纷争不断。

佛教自传入中国，到法显时代，已经在中国发展了四五百年，有了相当广泛的影响。佛教经典多半从中亚传来的，有碍于多重翻译，并且译经僧人的汉语水平并不整齐；也有碍于从印度到中国之间的西域各国的文化背景及其对于佛教消化的程度不一样，中国人对于本来理论上说应该等同一味的佛法，总觉得有许多自相抵捂说不太通的地方，于是产生直接从西方寻求经典原本原义的需要。曹魏末年由朱士行发韧，渡流沙求般若经真义，后继其事者始终不断，竺法护、康法朗，一直到唐代玄奘、义净无不如此。这股西行求法的潮流中，法显成行的时间早、成就大，其涉足地理范围极广，游记记载详尽完备，指导价值尤大。

三、法显西行的足迹

东晋隆安三年(399年)春天，法显同慧景、慧应、道整、慧嵬四个志同道合之士，从长安出发，踏上了西行求法的漫长旅行。当时，河西走廊一带有好些割据政权，互不统摄，交通极为不便。五个人一路上跋山涉水，屡遇艰险，第二年才到张掖。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另一批西行求法的僧人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五个僧徒，后来又有一个叫慧达的和尚加入了他们西行的集团。他们经过敦煌，在此停留了一个多月，便与宝云等人告别，西出阳关，进入西域地区。法显一行出阳关，首先遇白龙堆沙漠，也就是“沙河”。白龙堆沙漠气候异常干燥，环境非常恶劣，即使微风吹起，也会尘土飞扬，一遇大风，就会沙浪铺天盖地，很多人都丧生在这样的热风流沙之中，那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唯有死人枯骨，可以作为识别方向的标志。他们舍生忘死，经过17昼夜，到达了鄯善国。

这里当地人的服饰与汉地差不多，但流行小乘佛教，出家僧人实行天竺规矩。在鄯善国住一个月，一行人向西北方再走15天，到焉夷国，与宝云等相会。焉夷国在古代丝绸之路北道。这里盛行小乘佛教，法显一行在当地颇受冷遇，食宿不保，于是智严、慧简、慧嵬转向东边的高昌(在今新疆吐鲁番县东)筹集行资，法显等则因得符公之孙的供给，更往西南方向走下去，从可怕的沙漠间穿行，经一月零五天，到达于阗国。当地是西域大乘佛教的中心之一。稍事休整，慧景、道整、慧达先出发，前往竭叉国，法显等在此住三个月，观赏了当地规模宏大的佛教“行像”仪式。然后僧绍去罽宾(今克什米尔)，法显等则向子合国继续前进。南行入葱岭山中，到达于摩国安居，安居结束后，行25天，到竭叉国，与慧景等人会合。

从竭叉国西行，前往北天竺，经一月，越葱岭，入北天竺境，到达陀历小国。至此，自离开长安已有两年。

自陀历国行于山中，经15天。旅途艰险，悬崖陡峭，石壁千仞，如同悬于头上，脚下往往无处下脚。走完前人在悬崖上开凿的七百石阶，面前是新头河。踩着悬索过河，河宽约八十步。此为异域险境，连汉朝的张骞、甘英也没有这么远的地方。

过新头河，入乌苌国境(在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脱河流域)，已入北天竺。乌苌国僧侣习小乘。法显在此坐夏，慧景、道整、慧达三人先行，往那竭国参拜佛影窟。夏坐毕，法显往南到宿呵多国。该国佛法兴盛，从宿呵多国向东走5天，入犍陀卫国，此地曾是阿育王之子法益的治所。由此再东行7日，至旦刹尸罗国，从犍陀卫南行4日，入弗楼沙国，这是有公元1世纪初迦腻色迦王所建故宫，为北天竺佛教中心，此地僧侣多信小乘，有佛钵，佛影、佛齿及顶骨等佛教遗迹。

宝云、僧景打算供养佛钵后就回汉地；慧景、慧达、道整此前已往那竭国供养佛影、佛钵、佛齿和佛骨顶。慧景在那竭国病倒，道整权且担任看护，慧达独自返回，在弗楼沙与法显等相会。从这里，慧达、宝云、僧景就起程返回汉地。慧应在佛钵寺去世。于是法显独自去那竭国，与慧景、道整会合并住下来，经冬天三个月后，三人续向南行，越小雪山。慧景死于小雪山的严寒风中。法显悲痛非常，抚慧景尸放声痛哭。过小雪山，到罗夷国。该国有三千僧人，兼习大乘和小乘佛教。法显在这里坐夏。随后过跋那国，再次渡过新头河，到达毗荼国。进入中天竺之地。此地为恒河流域，为印度的“中国”。

法显等继续前进，先后经过摩头罗国(今印度马士腊)、僧伽施国(都城在今印度法鲁哈巴德区之桑吉沙村)、沙只大国(当今之瓦腊纳西以北一带)、拘萨罗国(在今印度北方邦北部)，他们辗转往返，几年间，走遍中天竺。特别参访了拘萨罗国的都城舍卫城和它城南的着名的只洹精舍。相传佛教始祖释迦牟尼生前在这里居住说法最久，名胜很多，佛事很兴盛，法显、道整特往参拜。当地僧人听说法显等人是从遥远的汉地来的，也大为惊奇，赞叹法显是第一个来到这里的中国僧人。

404年，法显到了迦维罗卫城(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这里是有名的饭净王的故国，是释迦牟尼的诞生地。法显来时，这里已经很荒凉了，路上常有白象、黑象出没。从佛诞生处向东，有一个名叫蓝莫的国家。该国有供养佛舍利骨的蓝莫塔。由此再往东，来到佛辞世时的拘夷那竭城(不详其地今为何处)。再往东行，到佛陀曾说法的毗舍离国(今印度北部之比沙尔)，参礼了大林重阁精舍、佛住处及阿难半身塔，第二次佛教结集的纪念塔。继续往南，到了摩揭提国巴连弗邑(今印度北部之巴特那) ，游历了释迦另一处说法地王舍新城(今印度北部之拉杰吉尔)，登上耆阇崛山，追忆佛当年多所活动的地方。瞻仰遗迹。在佛曾习禅的石窟前诵《首楞严经》经，留住一宿。次日，还向王舍新城行去。

随后，法显巡访伽兰陀竹园和车帝石窟(即七叶窟)。佛涅槃后，五百罗汉在七叶窟首次结集。法显至伽耶城(在今印度比哈尔邦)、迦尸国波罗捺城(今印度北方邦的贝拿勒斯)等地。伽耶城已然荒芜。在释迦当年成道处，法显巡礼佛陀当年苦行六年及那棵纪念佛成道的菩提树。波罗捺城的鹿野苑是佛始转*轮处，后人于此建有精舍。离波罗捺城，法显回到巴连弗邑。

巴连弗邑位于恒河和干达克河的汇合处，是阿育王故都，佛法兴盛。这里有当时印度最大的佛教寺院，其佛学成就吸引着来自印度各地的学生。此地多藏重要经律，常年有高僧讲学。法显在此居三年，学习梵书梵语，抄录经律，得到《摩诃僧祗律》、《萨婆多部钞律》、《杂阿毗昙心》、《方等般泥洹经》、《綖经》、《摩诃僧祗阿毗昙》等六部佛典。也正巴连弗邑，法显旅伴道整目睹此地佛学成就，感叹秦地戒律残缺不全，遂发誓说：从今以后，直到成佛，愿不生边地道整终生没有回国。

法显的心愿是让戒律在汉地流通，他独自上路，顺恒河东行。法显巡礼河南岸瞻波大国的佛精舍、佛散步修行处以及往昔四佛遗迹。续往东，到达多摩梨帝国，相传释迦牟尼曾经来此讲经。法显在这里又住了两年，写经画像。

409年，法显乘着印度洋冬天的信风和海流，乘坐商人的大船，在海上向西南方向航行，经多摩梨、孟加拉湾，到达师子国。该国气候温和，无冬夏之别，法显在师子国又停留了两年，住在王城的无畏山精舍。法显又集得当时天竺也不易见到的经典，若《弥沙塞律藏本》、《长阿含经》、《杂阿含经》，以及《杂藏》一部。

至此，法显离汉地已经好多年，所交往的都是异乡他国之人。在无畏山精舍的玉像旁边他看到一个用晋地的白绢做成的扇子，法显热泪纵横。

411年八月，法显趁印度洋北上的信风和海流，乘坐大商船，启程归国。港航行了两天就遇到了大风，船漏水了，很多水进入到了船中，为了减轻船的负担，人们只得把船上货物投入海中。法显担心的商人会把他辛辛苦苦求来的佛经扔进大海里，于是默念观音菩萨的名号以及死去的汉地众僧的名字，希望得到他们在天之灵的保佑。大风一连刮了13个昼夜，最后船漂到一个小岛上。稍事休整，商船继续航行。穿过无边的大海，船终在耶婆提国靠岸。此地崇信外道，婆罗门教盛行。

在当地停留五个月后，法显在412年的四月再搭某大商船，续往北行。船上有两百余人，途中再遇风暴，海浪滔天，船失方向。法显几乎在此被船上的婆罗门抛下大海。粮食、淡水已尽，船上甚至用海水煮饭。

好歹诸佛菩萨保佑，一行人绕经中南半岛南端，从南海入台湾海峡，再入东海。船在今山东半岛的长广郡牢山一带海边靠岸。长广郡太守李嶷，信奉佛法，听说有僧人带佛经佛像从海上来，特地到海边迎接法显。住一冬一夏。夏坐结束，法显本想前往长安，但北方交通阻塞，为译经事，法显毅然南下入东晋国都建康法显南下赴晋都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在道场寺会同佛驮跋陀罗及宝云等译经。在建康居四五年，译事结束，再转往荆州辛寺。法显就在那里逝世。

这样，法显从长安出发，穿大戈壁，径西域诸国，周游五天竺，前后用了11年。然后渡海至师子国，居约2年，启程入印度洋，东航至耶婆提，经南海，入东海，到青州，前后14年，历经30余国。归来以后，并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的《佛国记》亦称《法显传》。

四 法显西行的意义

法显西行求法，意义重大，自不待言，简要总结，恐怕首先是精神上的意义。法显已经近或逾花甲之年。为什么法显在这样的年岁还要历经千辛万苦冒死西行求取佛经呢？只能以佛教的精神目标才能解释他的使命感和他于其间获得的的强大动力。在法显以上中，这也是修的菩萨行。为求佛经戒律而万死不辞，说到底也是一种菩提行。梁启超说：“法显横雪山以入天竺，赍佛典多种以归，着《佛国记》，我国人之至印度者，此为第一。……上述地理上及人事上重重障碍，实为阻隔中印文明之高闉深堑，而我先民能以自力冲破之。无他故焉，一方面在学问上力求真是之欲望，列热炽然；一方面在宗教上悲悯众生牺牲自己之信条，奉仰坚决。故无论历何艰险，不屈不挠，常人视为莫大子恐怖罣碍者，彼辈皆夷然不以介其胸。此所以能独来独往，而所创造者乃无量也。呜呼！后之学子，闻其风者，可以兴矣。

其次，法显西行增强了中西人民的友好往来。法显旅行的经过以及其个人的旅行记录《佛国记》，对当时的国人来说无异于开启了观察外界的另一扇窗子，对以后西行运动开展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对西方僧人到中国传经也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在法显的影响下，中国高僧昙无竭，也立志西行，召集了二十五个人到印度去。法显回国后不久，就有很多斯里兰卡的高僧来到中国进行访问，有的终生住在中国，传戒授律。在以后的岁月了，因着佛教，出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热潮，法显在此过程中居功至伟，唐朝着名高僧义净说：“自古神州之地，轻生循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途，奘法师乃中开正路。” 这说明，法显是去海外求法取经的先驱者，发现的西行，对促进中西方佛学交流，加深中西人民的友谊，都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

其三，法显的西行，本为寻求完整的经典，特别是佛教戒律。他携回了很多的经典：在中天竺得《摩诃僧祗律》、《萨婆多部钞律》、《杂阿毗昙心》、《方等般泥洹经》、《綖经》、《摩诃僧祗阿毗昙》等六部；在师子国又得到了《弥沙塞律藏本》、《长阿含经》、《杂阿含经》，还有一部《杂藏》。回国以后，他在东晋国都道场寺，与印度禅师佛驮跋陀罗(即觉贤)等合作译经，曾与法显法师同游印度的宝云法师也与其事。法显去世前的七八年间，其经过紧张艰苦的工作，与其他高僧共译出经典六部63卷，计百余万言。其中《摩诃僧祗律》影响至为深远，其所译六卷本《泥洹经》也对中国佛性论思想产生长远的影响，其中的“一切众生悉成平等如来法身”的说法，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理论的基本命题根据。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有今天我们在此反复提及的《历游天竺记传》一卷。此书成于义熙十二年(416)，为中国古代以亲身经历介绍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情况的第一部旅行记。它对于后来去印度求法的人，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同时在他的记载里，还保存了有关西藏诸地的古代史地资料。因此，近代有英、法文等译本，极为各国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所重视。

第四，法显译经之前，我国内地的译经人和所译经典，多来自西域，其时称“梵书胡本”。汉地僧人到国外学习语言和经典，归国以后再组织志同道合的学问僧翻译佛经，这种直接自梵文经典译成汉文的做法，带有更鲜明的直接性，减少了西域各地本地化的佛教对天竺佛教的理解差异。法显译经场所如果不是汉地僧人组织译经最早的，也是规模和影响都较大的早期译场。

最后，还得再强调法显在中国佛教史上和中外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与贡献。作为古代杰出的翻译家、旅行家，法显携归翻译的戒律对中国佛教以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法显是当时汉地僧人向外所行到达之地最多、最远的人，汉时甘英、张骞都不曾到达的九译所绝之地，法显也都曾涉足并深入观察，这对于中国人开阔视野，加强中西文化的交流很有鼓舞作用。法显引入的“一切众生悉成平等如来法身”的“佛性”理论在当时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在以后也促成了中国佛教当中的“一阐提皆有佛性”的理论和顿悟实践主张的发展。

最令我们感动的是：法显为了求取佛经，出国之时已经鬓发斑白，显然年过六旬。他的不辞劳苦，不畏艰险，生死度外，唯法是求的精神，不仅代表了佛教实践家的精神境界，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下层人民为追求真理而百折不挠、勇往直前，以至万死不辞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