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策去毒

战国七雄蜂拥而起时，没有不是斗智斗力的，全是机巧用事。小人见了，鼓掌赞赏，以为高明;君子看了，唯有感慨叹息，觉得可怜而已。譬如鸩酒，暂时解渴，那毒却难医治。平湖的陆稼书先生，选《战国策》，将说客的用贪用诈等事，全都删掉，只留那善的部分，数十篇文字，取名《国策去毒》。可算是读书有真眼，不被古人欺瞒的了。

[按]知道《国策》中有毒，秦汉以后的书，也都不免有毒就可知了，但那毒的不同，就在于明眼人的静观罢了。就如陆先生的著述，说明道理的固然多，其中因循照旧的，附和俗见的，也偶尔有。所以我读陆先生的书，就用陆先生读《国策》的方法，不是敢随便有非议啊。书是天下古今公共的东西，道是我本性中自有的天理。爱先生，就不敢迎合先生，顺从先生了。

“捐赀以成人美”

[说明]成人之美，是君子的本怀;在成就中，便有花费;若不捐钱财，胜事就难完成。因为世间不费钱财的恩惠固然很多，而需要用钱财的事到处都有。就如婚姻丧葬，治病扶危，以及救人利物的事，都依赖钱财，作为经营。无论是我单独做这种事，或者单任一半的事，或者做很少的事;再或者我先倡导，众人相助做这种事;甚至有人创始，我又赞叹随喜做这种事。捐钱就不同，主要是成人之美啊。细细品味“美”字，应当是修善修福，利益世间为第一，成就一人一家为其次。至于庙会迎神，张灯演剧，开设茶坊酒肆，建造水陆神祇庙宇，这都是诲淫诲盗、杀生斗殴的根源，只招业果，不算是美事，不可不知。下附征事(一条)

乐善不倦(《懿行录》)

明朝的张振之，字仲起，是太仓蔡泾人，曾经镇守吉安。有吉安丞张大猷，晚年他的妾生了一儿子，刚三岁，张大猷与妾相继病故，儿子就流落在民家。张振之知道了，就为张大猷的儿子安排仆人回归张家。长邑县令沈某，一家人相继死亡，张振之买棺材送他们遗体回老家，仅有一个孙子，委托别人照顾。天台县令死在官任上，不能回归故里，他家人流落在杭州，有一孙女刚几岁，落到奸人手里，沦为妓家女。张振之听了流泪，把她赎回，选择良家配婚。这样捐钱救人的事有很多。张振之的儿子际阳，成为一时的名流，子孙特别昌盛。

[按]救济困难，使别人还乡，是成人之美在生前;延续别人的后代，救拔别人在患难中，是成人之美在身后。

“作事须循天理”

[说明]“天理”二字，与人欲相反。所谓天理，是作事的准则，犹如工匠的有规矩，射箭的有靶标。遵循的就对，舍弃了就不对。遵循的就是公，舍弃了就是私。遵循的就是上达仁义，舍弃了就是下达财利。遵循的就是宅心仁厚，天道护佑，常有福随身;舍弃了就是立意苛刻，恶运伴随，常有祸随身;那得与失，相距是天渊的差别。这句与下句，文义互见。说作事，那出言也在其中了，犹如下文的“言顺人心”，那遵循天理也在其中啊。下附征事(四条)。

不弃疯女(《懿行录》)

福清文绍祖的儿子，与柴家商议婚事。定亲后，柴女忽然患疯病。文因为那是恶病，要更改。文妻大怒，说：“我有儿子，应当让他顺天理，自然久长;背礼伤义，是要祸来得快啊。”仍然娶柴女进门。第二年儿子考中科举，柴女的病也好了，三个儿子都是贵人。

[按]古来娶盲女病女的，大多是身荣子贵。没有别的，就是因为立心仁厚，能为那苍天包容一人，那苍天也将优待一人了。

弃妻重娶(沈永思说)

娄县的顾元吉，最初作官吏，爱读书手不释卷，后来成为秀才，考试是冠军，学生越来越多。但每次入考场就见有妇女跟随，文思就乱了。原来顾在少年时曾经订婚，因为对方出自寒微啊，竟然不娶，致使对方抑郁而死。顾晚年得狂病，屡次要打自己的下身，学生们曾经坚持维护他。稍有松懈，就要奋力击打。后来走到桥上，见河水很清彻，叹道：“这里可以安葬我!”于是跳河死了。当时是康熙某年六月初一日啊。

[按]因为寒微就抛弃，上天必使他终于寒微了。理应他具有这样的文才，却没有成就，最终葬身江中鱼腹啊。

雷诛母子(郡人亲见)

康熙乙亥年，苏郡发大水，某村有孕妇，因为丈夫生病没有食物，就抱着三岁小儿，进城借米，得到四斗米回来。遇到下雨又困又乏，离家一里远，走不动了。见一家门口有童子，就把米寄放他家，约定送回儿子再来取。童子和他母亲商量，把米藏起来了。妇人怕丈夫，没米不敢回去，而且肚子很饿，就吊死在屋旁。丈夫失去依靠，不久也死了。第二年六月，藏米的人家搬到郡城养育巷，忽然说鬼话：“我在某处告你了，就是雷部也告准了。”不到三天，雷电交加，提母子在院中劈死，那妇人死还抱着童子。当时是康熙丙子年七月初三日啊。

[按]若是根据后来儒生的说法，这母子两人，不过是阴阳不和，偶然震死罢了。世人听了，心中坦然，就没有忌惮了。

邪淫负托(沈永思说)

太仓的秀才王静侯，为人谦和谨慎，忽然遭到雷击，众人都惊讶。有一天请仙判断这事，求问后，回答说：“他在某年月日，去苏州府考试，借住饮马桥的居民家，主人已关在狱中，主人妻子见王谨慎厚道，把钱财托负他，嘱咐他帮助丈夫出狱。王见主人妻子可以胁迫，就逼奸她，并且私吞了银子，致使主人死了。所以有这样的报应。”

[按]这种隐密的罪，王法不能惩治。若是没有罪福报应，小人乐得为小人了。所以开示因果的道理，暗中协助王法教化，又辅助礼教，意义不浅啊!

“出言要顺人心”

[说明]言行二端，是君子立身的要务。作事遵循天理，行为就很少后悔了;出言随顺人心，言语就很少怨尤了。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有德的人一定会说，会说的人不一定有德)又说：“仁者其言也讱(难)。”(仁者说话也慎重)又说：“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不该说就说是急躁，该说却不说是隐瞒，不察颜观色就说是瞎说)所以知道立言的道理千难万难。从来道高德厚的人，一定不轻易说话;随机应变的人，一定不轻易说话;谦逊守己的人，一定不轻易说话。轻易说话的，大多是心浮气躁，遇事喜欢显示自己。所以他发的议论，只在口头上，心中未必仔细思考过。纵然是得罪世人，让人笑话，也不顾及，哪里还会考虑语言适当不适当呢?

所谓人心，是最公正最恰当的心，就是苏轼所说的，“不言而同然”的情形啊。人心所在，就是天理所在，所以须要顺从。但是顺从也不是谄媚的意思，只是须要察言观色，正直无欺。说出的是详慎，表现的是谦和，这也是谨慎到极至了。至于大喜大怒大醉的时候，必有过分激情的议论，尤其应当缄默无言，以防过失。前辈有话是，凡是宴会交际的时候，大庭广众的地方，其中人品不齐，或者品行不端，或者相貌丑陋，或者现今虽然尊显，而家世寒微，或者前代昌隆，而子孙零落，以此类推，忌讳很多。必须检点一番，不可以冒犯别人的隐讳，使人羞愧愤恨。如果不能了解所有人，最忌讳的是妄谈时事，以及直呼别人姓名，恐怕触犯别人父兄亲戚的忌讳，常有意外的祸患啊。昔日有一友，在众人中，谈到一贵客，那友因此说到，与那贵客交情最厚。不久，贵客偶然到来，那友不认识，与贵客礼让，然后问旁人他是谁，旁人说：“这就是刚才你说的与你交情最厚的人啊。”在座的人都相顾微笑。可叹啊!这也可以作为轻易出言的戒鉴了。下附征事(三条)

鲁使对薛(《左传》)

媵侯和薛侯，来朝拜鲁国，二国争当长者。薛侯说：“我先封。”媵侯说：“我是周朝的占卜官。薛是庶姓(非嫡传)，我不可以落在后面。”鲁隐公派羽父和薛侯商量说：“先生与媵君，来慰问我。周人有俗话说：“山上有树，工匠就衡量;宾客有礼，主人就选择。”周的盟约是，异姓在后。我若是朝拜薛国，不敢与各位任姓并列。先生若是恩惠我，就让媵君为先吧。”薛侯同意，让媵侯为长。

[按]薛的话固然有些直白，媵的话也太迫切，惟有羽父的话谦和宛转，文彩动人。细细品味他的话，应当分作六层看。首二句，说明事情，以下便是委婉的话。将“山上有树”一层，“宾客有礼”一层，用借宾引主的方法，不说宾无礼，反说宾有礼，就好像子产不说曲钧，而说直钧。多么善于辞令啊。周的盟约，异姓为后，正是因为推究本源要让媵为长。要说“先生若是恩惠我”，先说“我若是朝拜薛国”，语言谦婉平和，令人听了自然欢喜。正如秦伯对晋使，不说抓他的主人回去，而是说“我随从先生向西去，也是应验晋侯的妖梦”，岂不是巧妙用词吗?这些都是出言随顺人心的地方，并非谄媚逢迎可以相比。

随宜说法(《高僧传》)

刘宋朝高僧求那跋摩(这里中文意思是功德铠)，族姓刹利，是罽宾国王的兄长。元嘉八年正月，来到建业。文帝接见，问候殷勤，并且说：“我常想吃斋戒杀，而实在做不到，怎么办?”法僧说：“帝王的修行，与普通百姓不同。普通百姓身贱名劣，号令不能实行，若不约束自己节制用度，怎么修身?帝王是把四海作为家，万民作为子女，说一句好话，那百姓都欢喜;发布一善政，那神人都拥护;使用贤才能人，减轻税赋，就会睛雨时节恰到好处，桑麻遍野。这样的持斋，斋也太大了;这样的戒杀，什么戒能比呢?哪里一定要缺半天的餐，全一禽兽的性命，而后才算宏扬救济呢?”文帝拍案叹道：“俗人迷失远大的道理，沙门有碍浅近的教法。如师父的话，真是开悟明达，可以谈天与人的微妙了!”因此安排法师住在京城的祇洹寺。法师临终，头顶有东西，如龙蛇的样子，冲上天空，见到的有数千人。

[按]法师的话，句句是我儒家的议论，但佛理也在其中。正所谓出言顺人心啊。

巧为讽谏(《懿行录》)

明朝的王友贤尚书，是山西宁乡人，曾经买妾，受妒妻的困扰。王做官时，被关在楼上，快饿死了。妻子的儿子毓俊，刚几岁，对母亲说：“他若是饿死，别人就要诽谤母亲了，不如每天送粥一碗，让他慢慢地自己死，别人才不会认为母亲不贤惠了。”母亲听从。而毓俊暗中用小布袋藏食物在里面，趁着送粥时偷偷给王，因此不死。过了一年妾生一儿子，毓俊藏在别处养育。直到王死了，毓俊抚爱他弟弟特别周到。

[按]用语言应对世人，固然应当顺乎人心;即使用语言事奉亲人，也不可以逆乎亲人的意愿。孔子曾经说对父母说话“几谏”，所谓“几谏”，就是取悦亲人顺从亲人的意思啊。王毓俊劝谏母亲，或许是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