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禅宗高僧 _6

　　沩山灵祐禅师

　　沩山灵佑（771年～853年），唐代高僧。沩仰宗（禅宗五家七宗之一）初祖。福州长溪（福建省）人，俗姓赵。十五岁从建善寺法常（一作法恒）出家，三年后，受具足戒于杭州龙兴寺，又从钱塘义宾受律部。后参百丈怀海，并嗣其法。　　【简介】　　宪宗元和（806～820）末年，奉怀海之命，至沩山弘扬禅风，山民感念其德，群集共建同庆寺。其后，相国裴休前来闻道，声誉大扬，学侣云集，遂于此敷扬宗风达四十年之久，世称沩山灵佑。大中七年示寂，世寿八十三。敕　谥“大圆禅师”。著有《潭州沩山灵佑禅师语录》一卷、《沩山警策》一卷等。法嗣有仰山慧寂、径山洪諲、香严智闲等，其中，慧寂于仰山宣扬师风。灵佑与慧寂之法脉，世称为沩仰宗。　　【生平】　　灵佑（771--853），福州长溪（今福建省霞浦）人，俗姓赵。年十五岁礼本州建善寺法常（《宋高僧传》作法恒）律师出家。他非常发心地为常住工作着，“执劳每倍于役”（《宋高僧传》）。三年后，即十八时前往浙江杭州龙兴寺受具足戒，并参究大小乘经律，尤其着力地精研大乘佛法。　　在二十三岁时的一天，认识到死钻文字堆里是难以证悟生命的真谛，难以让漂泊烦恼的心灵得到真正的依归，得到真正的安稳自在，他不由感叹说：“诸佛至论，虽则妙理渊深，毕竟终未是吾栖神之地。”（《祖堂集》）于是，他想探求新的修行道路。便出外云游参访，先到天台山（今浙江省天台山）巡礼了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的遗迹。在此过程中，除了缅怀古德之外，是否还有所学习，则不得而知。

但据说途中曾感得神异僧寒山的现身，并用谶言指点他：“逢潭则止，遇沩则住”，到达天台山国清寺时，另一神异僧拾得又预言他将来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识”。（此见于《祖堂集》及《宋高僧传》）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不足凭信的”，因为寒山拾得此时早已去世。然而，站在宗教的立场，本来就有许多异于常情之处的应化信仰存在。　　此后，灵佑到江西建昌县西南马祖的墓塔所在地石门山（今江西靖安县宝峰山）泐潭寺，参礼马祖弟子怀海（怀海此时还没到百丈山），如鱼得水，专心修习南宗禅法，深得怀海的器重，位列参学众人之首，成为以“平常心是道”著称的洪洲禅系的法徒。　　有一天，他在怀海身边侍立，怀海突然叫他拨一下火炉看炉中还有没有火？灵佑拨炉灰看了看，回说：“无火。”怀海便亲自过来细拨，只见深处仍然有小火，便说：“你说没有，这不是吗？”灵佑当下开悟，便向怀海礼谢并陈述自己的见解以求印证。怀海告诉他：“此乃暂时岐路耳。经云：欲见佛性，当观时节因缘。时节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忆。方省已物，不从他得。故祖师云：悟了同未悟，无心亦无法。只是无虚妄，凡圣等心。本来心法，元自备足。汝今既尔，善自护持。”（《祖堂集》）　　发明心地之后，灵佑到湖南沩山自立门户，开辟道场，其中因缘却颇为奇特。据说当时有一位司马头陀来到怀海处，提起沩山（在今宁乡县西）风景的殊胜，认为那是一块很适宜启建大道场聚众修持的宝地。又为大家看相，认为包括怀海在内的常住僧众中，唯有当典座（负责厨房工作的僧人职称）的灵佑才是沩山正主。为了大众心服，怀海作了一次考试，让大家表达各人的佛法见地，以便择优派遣。他手指净瓶问：“不得唤作净瓶，汝等唤作什么？”（《景德传灯录》）当时，灵佑是以一脚踏倒净瓶并径直走出门去的出格作法，赢得了怀海的称赞，胜出首座和尚而当选的。　　大约在唐宪宗元和（806--820）末年，灵佑终于来到了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西北的大沩山开辟道场。只见此处山深林密，虎狼出没，荒无人烟。初来乍到的灵佑孤身只影，生活极为艰难，仅靠采集野果野菜充饥度日，即便如此，他“非食时不出，凄凄风雨，默坐而已，恬然昼夕”（《大圆禅师碑铭并序》）一派安贫乐道，随缘度春秋的行持风范。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时间长了，山下的民众逐渐被他所感化，纷纷前来归依并合力建造寺院，营造一方人间净土。稍后，大安上座等僧人也陆续前来投奔亲近，由此常住人员越来越多，至会昌法难之前，沩山住众已有相当的规模。在此过程中，也得到了时任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的裴休（后官至宰相）的敬信与支持。然而，会昌法难的到来，整个汉地佛教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推残，尽管当时潭州地区属于消极执行这一政策的地方，僧人得到较大的宽容庇护，但大势所趋，沩山僧团仍被迫解散。灵佑与大安等弟子用布裹头，藏匿于民间，信心坚定地等待着春暖冰销之日的到来。　　宣宗即位后，下令恢复佛教。于是，裴休便用自己的车舆迎请灵佑，并“亲为其徒列”，恳请他再次剃发现出家僧宝相，继续为人天师，领众住持沩山道场（《大圆禅师碑铭》）。此后，灵佑又先后得到山南东道节度使、检校户部尚书、襄州刺史李景让以及湖南观察使崔慎由（后官至刑部侍郎等职）的敬信和护持。蒙李景让的特意奏请，沩山寺院钦赐为同庆寺。　　灵佑的在大中七年（853）圆寂，享年83岁。其时担任四镇北庭行军、泾原渭武节度使、检校右散骑常侍等职的卢简求为他撰碑，并由著名诗人李商隐题写了碑额。唐懿宗咸通四年（863），朝庭赐谥“大圆禅师”尊号及“清净”塔额。咸通六年（865）弟子审虔为灵佑墓塔前立碑，请节度使郑愚撰写《大圆禅师碑铭》，第二年撰成。　　【禅法】　　灵佑的禅法，从现存的记载看并不太多，正面表达禅法思想的更是少之又少。不过他的禅法记录虽然很少，却非常精要，对修行人具有纲领式的指导意义。　　主张解脱自在　　主张直心、“情不附物”以达到“无为”、“无事”的解脱自在。《景德传灯录》载，灵佑上堂说：夫道人之心，质直无伪，无背无面，无诈妄心行。一切时中，视听寻常，更无委曲。亦不闭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从上诸圣，只说浊边过患。若无如许多恶觉情见想习之事，譬如秋水澄渟，清净无为，澹宁无碍，唤他作道人，亦名无事人。　　直心是道场，这是大乘佛教的一贯说法，《维摩诘经》、《楞严经》等大乘经论中都有明确的教导。因为按照佛法看来，正道与直心相应，不与谄曲、虚伪之心相合。一颗斜曲的心，必然是为凡情俗欲的烦恼所覆盖的心，是执着的、染污了的无明之心，是自已不健康的同时还会给他人给自然环境带来负面影响的心，这是与正道与真理南辕北辙的虚妄识心。相反，只有以直心来生活，来为人处事，才是促成自己与真理与正道最终相契合的保证，也才能真正地开启人人本有的“真心”的巨大潜能，达到消除一切自寻的烦恼、还生命以自在无碍的健康真面目、成就自利利他的无量功德善果的目的。当然，直心是有凡圣的层次分别的，光是凡夫层面的直爽、坦率和不欺诈是不够的，必须要达到离诸相待，中道不偏，无所执着的所谓“情不附物”，于一切时一切地逢缘对境的当下又不沾不滞，如鸟飞空中，无迹可寻一样，才是真正的“直心”。　　南宗禅特别强调开启人人本有的真心自性。真心是与妄心相对的，只要常行直心，去除种种的凡情俗意，去除种种的烦恼污浊的心行，真心自性的光明自然显现，在此之外，无需再苦苦寻觅什么真心，所以灵佑禅师让人以质直无伪之心来臻达最终的清净无为的解脱之境，如此一来，自然水到渠成地成为一个任运逍遥的“无事真人”，清净无为，如秋水般的澄渟明洁。　　“理事不二”、“色心不二”的中道正见　　《祖堂集》载，慧寂在沩山时，曾向灵佑请教：“如何是佛？”灵佑回答：“以思无思之妙，返灵焰之无穷，思尽还源，性相常住，理事不二，真如如佛。”　　理是体或是性，事是用或外相。理事关系是中国佛教经常提到的，像法相宗、华严宗对此都有所探讨。特别是华严宗，以“事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和“事事无碍法界”的四法界来充分阐述了重重无尽的法界圆融无碍的缘起观，境界特别的高超圆满。禅宗里，早在灵佑之前的唐代著名禅师石头希迁在《参同契》中便有理事相依相待，不一不二，不可呆板地偏执一面的“回互”思想。　　沩山灵佑在这里明确提倡“理事不二”的理念，但作为禅师，他不会作出特别精细严密的论证与阐述，而更在于直截了当地指点学人来把握理事圆融的关系，从而教人不要逃避现实生活中的人事，不要将出世间与世间打成两截。道就在日常的生活与工作之中，就在点点滴滴的人事里，清净的出世间其实就是从污浊的世间中得到的超越，万法本自如如，唯人自闹，只要你换一个看法，换一种生活态度，就能获得自由自在，故此一切时中，无论面对的是怎样的花花世界，身处其中的你都无须闭目塞听，只要你具有一颗与中道相应的无着之心，那么你就是端坐紫金莲台的“真如如佛”，行住坐卧尽是道，尽是般若风光。实际上，“理事不二”的思想，也是暗合惠能大师的思想的，因为如果离开世间去另外追求什么出世间，抛开事相去追求什么真性，恰恰就是六祖惠能大师所批评的犹如求兔角一样的子虚乌有了。　　《祖堂集》又载：有一天，灵佑与慧寂一起游山。灵佑说：“见色便见心。”慧寂问：“树子是色，阿那个是和尚色上见底心？”灵佑回答：“汝若见心，云何见色？见色即是汝心。”　　灵佑主张见到外在的色，也就是见到内在的心，也即是肯定自已的心与色身与周围的物质环境，都是浑然一体，不可分离的。对此，应该说在大乘佛教看来，心色是不一不二的，两者都可以统摄于本体意义的“一心”中。也就是说，从相上看两者是有区别的，然而从体性上看，却是无二无别，而且我们平常所谓的精神性的“心”与物质性的“色”，其实都是“真心”第二层面上的两分而已。既然如此，一个真正的修行人，刚开始入手时，也许应该着重于向内观察自已的起心动念，仔细地加以防护，然而最终却不应该仅仅停留于关注内心，实际上，当你正确地面对环境，善巧地处理事务之时，就是心的妙用，也才是完美地把握了你的心。因此，像《维摩诘经》心净则国土净的意思，并不是说停留于自我内心的工夫而对外在的人事漠不关心，如果这样的话，那仅仅是一种自受用的狭小的清净，并没有真正地把握到圆满的清净心。圆满的清净心，应该不仅仅局限于内心的纯美庄严，同时也应该积极于净化外在的世间环境，做到内外一如，将内在的真善美外化成对人间净土的建设中，这才是心净则国土净的圆满之义。而灵佑禅师心色不二，见色即见心的说法，笔者认为正是与此相应的中道圆融理念。　　顿渐圆融的修行观　　《景德传灯录》载，有僧问：“顿悟之人更有修否？”灵佑回答说：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时，修与不修，是两头语。如今初心虽从缘得，一念顿悟自理，犹有无始旷劫习气，未能顿净。须教渠净除现业流识，即是修也。不道别有法，教渠修行趣向。从闻入理，闻理深妙，心自圆明，不居惑地。纵有百千妙义，抑扬当时，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计。以要言之，则实际理地，不受一尘；万行门中，不舍一法。若也单刀趋入，则凡圣情尽，体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　　顿超直入，不落阶层的修行成就观，是南宗禅法所标榜的，但这并非像一般人所误解的那样，以为南宗禅就是完全的否定渐修，完全否定传统佛教的持戒、禅定乃至对经论的学习等等。事实上，南宗禅师虽然无一例外地强调直截了当地顿悟去，但多持有顿渐相结合的圆融修行观，譬如神会、玄沙师备等。　　在此，我们也可以看到，灵佑禅师就是明确提倡顿悟渐修不相偏废的人。他大概认为，从究竟来讲，说修或不修都是多余的，都是因为没有真正体悟到无得中道而来的世俗思维方式以及表达方式。而对于我们这个世间的人来讲，普遍的，即便根机较好，能够在当下一念中明白至理。然而多生累劫所熏染的习气毛病，污垢重重，却是难以随着理上的顿悟而当下转化清净的。所以必须不断地藉着对真理的把握来清除烦恼众多的凡俗虚妄心识，修正不合正理的世俗言行，这才是脚踏实地的修行功夫，于人于已才会有实质性的受用。也就是说，从一般人来讲，必须做好顿悟之后的渐修功夫，这当然并不排除顿悟的当下理事都清净圆满的可能性，只是这种可能性实在太过于稀有难得。不过，灵佑禅师毕竟是南宗禅师，故此顿悟成就仍然是其禅法的主体精神，所以在这一段开示中，他开宗明义便说“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时，修与不修，是两头语”，最后结束时，又再一次强调：“若也单刀趋入，则凡圣情尽，体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　　【建树】　　灵佑及其弟子慧寂共同开创的沩仰宗，遐尔闻名，“成为禅宗一花五叶中最早伸展出的一个叶片”（《中国禅宗源流》）。作为沩仰宗的开山祖师，灵佑在禅宗史上的地位自然也是有口皆碑的。如上所述，当年沩山僧团以灵佑为中心，在四众弟子特别是裴休等大外护的大力支持下，人数最多时达到一千五百人以上，成为农禅并重的大道场。魏道儒先生认为其规模的盛大甚至超过怀海的百丈山，沩山道场那种如日中天的声势可想而知。沩山道场自给自足，法喜充满，法音远播，在安顿流民，减轻国家负担，稳定社会人心以及培养佛教僧才各方面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灵佑禅师的个人魅力以及在当时禅林中的位置，由此也可见一斑。　　灵佑的得法弟子，《景德传灯录》说有四十三人，此中十人有传，他们分别到相当于现在的湖南、江西、福建、浙江、江苏、湖北、陕西、河南等广大地区弘扬禅法，其中以仰山慧寂、香严智闲、灵云志勤最为著名。从其法脉的足迹来看，可谓大江南北，都为其法雨所滋润。除了本法系的禅僧之外，历代其他的大禅师如雪峰义存、玄沙师备等对其禅法也都有所举扬。禅林中对灵佑大师的推崇程度，无过于郑愚的赞美所说：“言佛者天下以为称首”，（《大圆禅师碑铭并序》）评价是非常高的。　　除此之外，据传为灵佑禅师亲撰的《沩山大圆禅师警策》，虽然不属于禅法著作，但对于后学僧格的养成极有意义，“自古即被视为禅林初学者必读书籍之一，与《四十二章经》、《遗教经》并称为佛祖三经”。与广为流传的著名佛典并称为“三经”，足见人们对它的推崇程度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自然的，著作者沩山灵佑禅师的鼎鼎大名，也是千古流芳，感动了一代代的有缘人。　　灵佑非凡的影响力是不用置疑的，不过，对他的禅法思想，忽滑谷快天说：“灵佑根本思想与百丈所见不异，作为沩仰门风者，宾主对扬之手段而已。而其手段多出自慧寂”。 大概是认为灵佑的禅法思想不出其师怀海，并认为接机手法即所谓的“门风”，是各宗特色的所在，而作为禅门五宗之一沩仰宗的接机教化手段，却多出自他的弟子慧寂，故灵佑本人似乎贡献不多。　　对此，笔者浅见认为，禅门五宗本来一脉相承，皆为六祖南宗禅系，其根本禅法思想本来就是相通的，只过大家在表达上有时会有自已的特色而已。而作为禅师，只要他真正把握了禅法的精髓，具备了佛法的真智慧与悲天悯人的情怀，任运自在，随缘对机地给众生以恰如其分的教导，达到开启大家的真心的目的，那么，他便是众生真正的依归处，是值得肯定与赞叹的，而用不着为了区别于他人而特意标新立异，这就犹如，只要对症下药使人尽快恢复健康即是最好的，而不在于花样的新旧与否。换一句话说，接机手法本来就是一种手段，若为了手段而忘了目的，反而是颠倒了。故《楞严经》批评愚痴的人执指忘月，执着于手段而迷失了目的，佛说如此一来，两者都会被迷失了真义。　　另外，以沩山灵佑为开山祖师的沩仰宗，虽然在中国佛教界和社会上都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但它在禅宗五叶中成立最早，衰亡也最早，大概在唐末转入宋初时即告绝传，然而这是不能做为论断沩仰宗优劣的依据的。沩仰宗的衰亡，若探究其原因，除了本身的接机手法、历史偶然性等之外，应该说能否得到传承法脉的优秀人才是最为关键的了，故此北宋契嵩说：“然其盛衰者，岂法有强弱也？盖后世传承，得人与不得人耳。” 这也正是佛门常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体现[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