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耶鲁佛学博士的佛学研究之路（二）
发布时间：2023-09-22 01:33:32作者：法华经全文网二、磨剑岁月
如果一个人对某种事情产生了难以了却的情怀，以至于孜孜以求，不达目标便寝食难安。我认为那一定是冥冥中的神力所然。虽然我眼见许多同辈中人一直顺利无比，乘风而去。但是我深感命运叫我不断地起落，也许是希望在这种苦尽甘来的背后，能够营造一个更为宏阔深远的境界。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我对常规的工作营生，对在一个小地方迎送往来的生活，对世俗的人际关系已经不报什么幻想。现在（当时是2000年）我的人生目标已经十分明确，简单地说就是：使得自己的生命成为一个传奇，并在人世间留下创造的痕迹。
从高中起，我就是个叛逆的种子，人人都知道，中国的中学教育不是奴才教育，也差不了多少。我常常一个人坐在靠近教室后门的地方，心理总是幻想着什么时候可以逃走。那是我已经读了李敖的部分文章，狂叛的念头已经潜滋暗长。可是在高中这实在不是什么好事。这就好比在一个循规蹈矩的地方觉醒了却没有出路。近8年过去了，那种和同学们坐在四楼的教室门口遥看落日的岁月已经烟消云散。但是这些感受在我的心中依然以各种形式复活着，更加深了我对浮生一梦的感觉。高中毕业，已经9年没有回去了，不知道以后如果能回去看一眼，还在不在了。世间的事物都就是这样被时间抛在了脑后。也许一切都被命运所掌握，我差了8分没有考上复旦大学，在今后的8年中，离开了家到外地求学，负笈于大江南北，个人的道路也因此而永远改变，现在想想，如果当时就待在上海这样的商业城市，恐怕也不适合我这样醉心于人文科学的人。我在复旦的同学，虽然也上了英语系，但是现在已经消失在上海的茫茫商海中了。看来我还算幸运，失之东榆，收之桑榆。
就这样，我在一个夏天的晚上来到了清凉山麓的河海大学，后来知道这是宗白华先生曾经学习的地方，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在金陵求学的四年，现在已经很少和人提起了，去了北大后，人已经换了一个语境，旧梦也就不再重弹了。现在正好借此机会回忆一下那段鎏金岁月。说是鎏金岁月，实际上充满了苦闷和挣扎。我渐渐地发现河海大学的图书馆对于学习文科的人来说实在是一场恶梦（不知道现在怎样）。在北京大学学习的诸位是无法想象这种文化沙漠的景象的。我在的一个学期结束后，决定寻找可以真正看一点文科书籍的地方。现在看来，这真是一个决定命运的选择。后来，我和许多人的道路都相去万余里了，大家做着个不相干的事情。
我通过河海的同学陈尚坤认识了他的朋友，在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李卫华，我至今虽然没有了他的音讯，在心里却十分感激他。（后来在北大的时候知道他已经结婚了，祝他幸福）他每次把图书证借给我，让我去南师大的阅览室看书，我十分珍惜这个机会，无论风吹雨打，我都会在每星期三晚上和星期天早上8点赶到图书馆。从此以后，世界完全改变，我会把每星期的这一时刻看作是无上的幸福，知道在离我一两千米的地方还有一个小小的天堂。春天来的时候，我常常在周末看书之余，站在南师大图书馆的门外，看看放风筝的人群。中午有的时候累了，就在草地上睡睡觉。这段时间持续了一年半左右，我在这里打下了文科的基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书有李敖的《我将归来开放》、铃木大拙的《禅与精神分析》、《日本文学史》、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弗洛姆的《在幻想锁链的彼岸》、荣格的《现代人的灵魂拯救》、马斯洛的《人的潜能与价值》，以及一些历史和文学著作。我常常从门口的书架开始转，从哲学、历史、经济开始，一排排看过去，一直到文学、艺术、宗教等。在河海大学，我开始逃课，因为我觉得与其上无聊的课程，不如干更有价值的事。
转眼到了大二的下学期，我越发不能忍受河海的压抑气氛。同时我也常去当时南京高校的龙头老大——南京大学，南大在南京是不可一世的高校，姑娘也漂亮，我就在鼓楼的英语角认识一位法语系的小妹，身材纤细，长发垂腰，令人怀念。后来我想办法通过同学章祖连认识了他在南大的同学王远，王远是我要感谢的第二个人，没有他我不可能踏进南大图书馆的门槛。要知道南京大学在南京的地位如日中天，人人敬仰，我等来自其他高校的自然会把他们另眼看待。当时河海的学生，其外号也实在不雅，叫做“河海的流氓满街串”。所以，作为“流氓”中的一员，我也就常常串到南大去看看书，从河海骑车到南大要花15分钟，穿行过狭小的街道和菜场，于是寒来暑往我就在每个星期三的晚上去南大的开架阅览室养浩然之气，从南师大到南大自然是更上了一个台阶，南大的藏书果然更为丰富。每一周，我都盼望着星期三的到来，只要去充一次电我旧不至于在河海的环境中沉沦下去。每个星期三的六点半，我会准时出现在三楼的图书室。在此之前，随便买个盒饭，就坐在南大校园的小树林里吃。冬天的晚上，我在南京的寒夜里穿过小路回到学校，我知道总会有出头之日的。这个时期在南大读的书有萨特的《词语》，铃木大拙的《禅与生活》，雅斯贝尔斯的《现代的精神状态》，房龙的《人类的艺术》，费正清的《中国和美国》，纪伯伦的散文诗以及大批的文学作品，对不起，书太多，已经记不清了。总之，我经常在南大图书馆向外望着黑漆漆的围墙，心情就像李敖站在台大的小桥上。南大一进门的右边就有一个书店，进了图书馆左边还有一个，我常常站着看书，有闲钱的时候也买上一两本。当时的南京还有一个三联书店，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我和欣欣一起去过，那次我们坐在楼梯中间的椅子上，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来往的客人，可惜这种悠闲的时光不再来了。当时欣欣是我心爱的情人，我为她写过十四行诗，在她生日的那天，我让他们班的外教当众宣读，想来她的同学应该记忆犹新吧。欣欣变得越来越忙，我们的道路也越走越远了。我后来虽然还一度希望可以在一起，可是双方的选择越来越不同了，缘分天注定，也许难以有什么变化了。(她现在已经结婚了，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到了大三，以后的路应该怎么走我的心里也没底，实在是不愿意做只是为了赚钱而活着的工作（比如钢铁厂的翻译什么的）。一次在校外的学雷锋活动日中（多么无聊的日子），大四的一位小姐给了我一张北大二学位的招生简章，现在看来就是这一张纸改变了我的命运，人世就是这样。我终于有了目标，既然南大的人文气氛已经让我敬仰，那么中国的头牌高校不知是何等的模样了。于是，这一年来我读书涉猎更广，又办了南京图书馆的图书证，总之，为了读到更多的书绞尽脑汁。我和叶果亮一起准备考研，于是结伴而行一同去南图。我们在周末一起骑车20分钟到达南图。中午在南图门前的东南大学的小饭馆里吃饭。一碗面条下肚之后，我们会去东南校园里的凳子上坐坐，一次我们过了一条街发现了一个兰州拉面馆，进去品尝了一番发现竟是平生不遇之美味，其味道之鲜比我以后在兰州本地所吃的号称最正宗的拉面还要远胜之。这一年的特训真是长进不少，发着高烧的时候也坚持读书，就像农村的孩子拚着命也要考出来一样。当时还很年轻，能拚，为了从事自己所喜欢的事业，总要尽力争取一个比较好的起点啊。我常听得两首歌是根据古曲《将军令》改编的《男儿当自强》以及日本的奇才坂本龙一所作的《sayunana》。在离别的时候听《sayunana》足以令人潸然泪下。大风吹过南京城的一隅，我站在对街的阳台上，决定在这种危机的时刻倾尽全力。我不再想回到沉闷的上海(上海其实很exciting,我的意思是没有文化气氛哦)，回到我生活了12年的方圆几公里的友谊路地区。
当时担任我们翻译课教师的是吴文权，他是南大的硕士，是一个很有理想的读书人。我和他最谈得来，我常去他的小寝室去畅谈一番，我们谈到纳巴科夫的《洛莉塔》，Carson McCullers的《心灵是孤独的猎手》，他还推荐我读张承志的《心灵史》，令我倍受震撼，这真是一本奇书。从此北中国在我的心目中赫然复活。当然他还谈到翻译，他特别提到台湾翻译家乔志高所译的的Thomas Clayton Wolfe的《天使望故乡》，这是三联书店出版的，可是在当时的南京已经见不到了。后来的一天我在北大的美加中心见到了原书，想到这些年来的求索终于有了些许的回报，这个小小的梦想也能够实现，一时百感交集。现在吴文权已经和他的太太去了德国，也杳无音讯了。（后来在耶鲁，又看到了乔志高在海外出版的其他文集）
别来还无恙，那年少轻狂，却让岁月背叛。流转的时光，照一脸苍凉，再也来不及遗忘，两个人，闹哄一场，一个人，地老天荒，聚少离多的纠缠，祝福是唯一的答案。谁能够想象，眉毛那么短，天涯却那么长，离合中荡漾，红尘里飞扬，回头已经赶不上，灯火阑珊的彼岸，我以为你就是答案。——半生缘
1996 年底的时候，关键的时刻就要到来了，我要去北大考试了。真的有背水一战的感觉，因为河海的一些老师，认为我不上他们的课，又狂看杂书，是典型的叛逆分子。还找我谈过话。那时候我还没有去过北京，爸妈怕我冷，还给我特意买了羽绒服寄过来。记得刚穿上的时候，手脚特笨，拉不上，还是在麦当劳的门口，欣欣帮我拉上的。快到圣诞节的时候，我就出发了，第一次过黄河，来到北方。有人大的同学在北大接应，所以还算顺利。走在北大的校园里，心里很激动，感觉像朝圣一样。觉得身边走来走去的这批人，都不简单。1996年底的北大，还有些老建筑没拆，我还恰恰看了最后一眼。当时的北京，有几天漫天风雪，冷得很。考试的时候我就坐在第一排。看榜的时候那份紧张就不用说了。但终于还是通过了。真是很高兴。来到北大之前自然还有许多波折和伤心事，也就不一一细说了。离开河海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和欣欣分别回来，一路上泪珠不断滚落，最后躺在大阳台上的时候（夏天大家都到屋顶的阳台上去睡觉），看着星空，听着齐秦忧伤的情歌，就这样渡过了最后一个夜晚。
到北大之前，我就预感到我十分适应这种环境，果然如此，我就像江河之归于大海，一头扎进了北大的图书馆中。以我长期运用图书馆的功力很快就熟悉了整个系统，这两年读的书更是天南海北，无所不包，正应了徐文长的那副对联：两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在北大学习是非常重要的经验，从后往前看，至少使你接近了一流的学术，至少你可以见到一批真正的学者，知道了什么是学问的雏形，而且北大的图书馆全国一流，相当是一个优秀的咨询中心。新馆开张的那天，我是第一批进入的读者，在大阅览室里，连个桌子都要两三千块，这年头能看到资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抱负的学生可以在这里开始它们漫长的学术之旅。两年下来，我大概借过八百多本书。常常美滋滋地在阅览室里泡着，经过这种学术的熏陶，我更加热爱文科，更加醉心于艺术。很遗憾，我在课堂上实在学不到什么。这六年来，我一直是自己培养自己。在北大，我终于不用为了几本书长途奔波，这对我来说是难得的幸福，可惜我看到许多科班的北大学生几年下来读书之少令我都为他感到汗颜。图书馆往往在学期末才客满，而自习室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许多人的学习中心。
不过我不管这些，一个劲地往馆里钻。这其中还有许多趣事，现在没有时间，我会慢慢地加进来。总之我读得越多，一种觉醒的念头便一日日地成长起来。对人生如梦的感受越来越强烈，但是它所导致的并不是负面的效应，而是更为强烈的一种将每分每秒发挥到极限的信念。也就是日本人对樱花的态度。在铃木大拙的《禅与日本文化》中引了一首镰仓时代小诗：“弓折矢已尽，大难临头时，无报懦夫志，射敌不为迟。”对待生存实在是要拿出这种决心的。这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对我有影响的文艺作品包括：波兰斯基的电影《苦月亮》，杜拉斯的《情人》，张爱玲的《半生缘》，日本的俳句，唐宋的诗词，李敖的《我将归来开放》，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基斯洛夫斯基的《红》，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香港的影片《客途秋恨》等等。（现在想起来，当时是因为接受了胡适的说法“识得人生如梦,但是只有这么一个做梦的机会，何不做一个轰轰烈烈的梦？”对于这段话的看法，我在以后当然又有了改变。）
1997年我在北大门口的风入松书店里看完了吴咏慧的《哈佛琐记》，对这种自由的学术气氛很是向往。但是现在想起来，考研实在是个错误，像我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一想起政治这种无聊的考试就恶心。我发现正规的学科如政治、哲学等都被我国的无聊教育体制搞臭了，一些人想必至死都会对这两门学科抱有偏见。我虽然专业课考了第一，但是政治却没过。要不是为了北大图书馆，我才不会这样做。因此就被研究生院拒之门外。从此我对于我国的教育体制彻底地失去了信心。我知道有一天我终于还会重返校门，但不会是在中国了（后来终于去了耶鲁）。我想起当年梁漱溟欲进北大而不得，但是蔡元培校长“不拘一格降人才”，他说：“既然他考不进我们北大，那么我们就聘他做教授吧。”这最后一句话想必会让今日在各个层次混饭吃的教育官员气得吐血。今日又哪里去找这样的度量呢？（后来我想，这句话对我来说就可以改成，既然去不了北大，就去耶鲁吧。）
面对虚伪的学术，我无话可说，愤而去找了个工作，在中国国际展览公司当了一个项目经理。可笑的是白天我干着和自己的兴趣毫不相干的事，和同事说着不痛不痒的话，晚上却还要研究学术欣赏文艺。这真是一段灵肉分离的日子。同时我还在翻译一本书，所以真的是孤独而又苦闷的日子。不过这段经历让我终于明白了自己的事业也许和人文学科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上天让我随时俗而沉浮，而我却把它预设的道路扳了回来，毅然走自己的路。（可见我写的《精神家园与世俗生活》）
现在（2000年）我坐在租来的房子里，每天听着城市的喧嚣，觉得无常才是世界的常态。我在国家图书馆办了四个证，在 2000万册图书，2万张唱片，1万盘录像带和VCD中不断地锤炼自己的艺术修养。胡适曾经说“福不唐捐”，今日的努力必定会在后日发扬光大。也许就像李敖的诗句所说：“漆黑的隧道终会凿穿；千仞的高岗必被爬上。当百花凋谢的日子，我将归来开放。”
2000年12月24日星期日
